“齐鲁十二圣”文化现象的客观基础、文化条件和精神特质

“齐鲁十二圣”文化现象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必然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有其相应的文化底蕴和社会环境;“齐鲁十二圣”文化现象具有天下为公、厚德仁民、讲信修睦、经世致用、躬身实践、自强不息、勤勉睿智等丰富的精神表象和鲜明精神特质。     

要虔诚敬礼耶稣圣心

六月是耶稣圣心月。慈母圣教会要求我们特别恭敬耶稣圣心,因为耶稣圣心是爱的泉源,是教友生活的中心。让我们因耶稣圣心之爱,上爱天主,下爱众人。     

风雨中的花蕾——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之思

本文以为发端于十六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在相当层面影响了以后基督教新教(theProtestantChurch)的各宗派教会在圣经信息的宣讲、崇拜礼仪、圣职人员地位等方面的生存性发展。这场历史中惊天动地的改革运动给现今的基督宗教所带来的反思是,我们如何客观而真实地评价圣礼性礼仪与圣职人员在教会信仰生活中的价值性地位?在我们关心自身的灵性追求与成长之时,是否要排斥合乎信仰原则的圣礼性礼仪呢?这就是本文仅凭一管之见所要进行探讨的旨趣。     

圣三节

圣三是天主一体三位的简称。一而三、三而一对人的逻辑思维是一种矛盾而不可理解的。在教会历史中,虽然有许多神学家在这方面殚精竭虑,做了很多研究,但至今仍然没有提供一套通俗易懂的圣三道理。尽管如此,三位一体的教义仍是我们天主教信仰的基础。今天教会庆祝圣三节,不是要我们去探究这端超越理性的信理,而是鼓励我们用生活去表达圣三的奥迹。 在基督徒的生命里有双重圣三影迹,一前影：是指隐藏于以三位一体的天主的肖像所造的人之生命内的理智,感情和意志。它是以上智创造宇宙万物并主宰万物的父和出自父的派遣、不畏千辛万苦,…     

各地消息

内蒙古包头市基督教两会于2017年1月3日,召开第六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对包头市基督教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对2017年的教牧工作作了安排,通过了基督教两会财务制度、公章使用管理制度,并对教牧工作部、行政教务部,财务工作部,社会事工部的内容、职责等进行了分工细化。     

西方哲学史撰作中的分期与标名问题

本文分引论、通论、分论和结论四部分。在“引论”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康德和黑格尔对哲学史的看法,但作者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问题,就是康德把哲学史看得太轻闲,而黑格尔则把哲学史订得太封闭。在“通论”中,为了探讨哲学史撰作的意义根本,作者列举了一些要目,作为反省的据点,其中包括：康德就“学院意义的哲学”与“世界意义的哲学”的区别、哲学活动的“处境”问题、哲学史撰作涉及的处境差距、哲学史的过去与未来导向、哲学史的主动性和进步问题、哲学史的分期和标名及种种有关的复杂性、哲学史的发展与脉络问题等等。在“分论”中,为了说明上述要目对哲学史的撰作和理解的深远影响,作者列举了西方哲学史各种最具代表性的分期和标名,以显出其中所可能涉及的种种复杂性,并作出初步的批判的反思。在“结论”中,作者带出“实质”和“虚灵”两种哲学史撰作风格的区别(前者为史实导向而后者为意义导向),并指出必须能于前者之上进一步发展后者,哲学史家才能于哲学史的撰作中取得方法上的主动和让哲学史的意义空间得到有创意的开拓。     

怀念孙涤白牧师

孙涤白牧师被主接去已经3年了。但他那种爱主爱人、敬业和群的精神,至今仍然萦绕脑际,无法忘怀。 孙牧师和我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认识的。他原攻读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按他的专业,可以当个法官或律师。但他信主后,毅然转入西北圣经学院,攻读神学,立志献身为主。“文革”开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论中印佛教戒律学的哲学转型

本文从"戒体"最初含义与印度戒律学哲学特征、"戒体"范畴与中国戒律学的思维方式转型、"戒体"范畴的地位与中国戒律学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了戒律学中国化的历程。从印度戒律学向中国戒律学的转变,本质上是从因果业报戒律学体系向体用戒律学体系的转变。"戒四科"在戒体与戒法、戒行、戒相三者之间建立了本体与作用、功能、属性,本质与现象,知与行的多重关系,由此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戒律学体系。中国哲学的体用思维方式是实现从印度戒律学到中国戒律学转变的理论通道,由此赋予了佛教戒律新的神圣性、权威性和真理性。     

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再检讨

在牟宗三先生看来,良知虽是个人发现是非对错、决定道德行动的能力,却在内涵上与作为创造之元的宇宙本体同一;良知作为创造性的力量,能表现、呈现自己,其呈现自己的方式就是"坎陷"。良知经"坎陷"以"开出"并非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而是立足于实际,以良知为范导,开创新外王的事业。坎陷"让出"的是建构功能,而恒保持范导、调整、轨约功能;民主则重在保持政权本性、使人的自由能客观化而有保障,善恒为善。     

美善“分别说”视域下的英雄世界——牟宗三的立场

牟宗三关于英雄的见解内蕴着现代新儒家的独特视角。他对英雄的审视,在其美善"分别说"的致思格局之中可得到准确衡量。他对"美"作了富有东方智慧的阐说,并结合其人性论,将英雄的生命及其实践领域视作艺术性的,成立了一种英雄人格的审美。他视刘邦为英雄典型,对理想的英雄作了精彩的美学品鉴。此外,他还以"内圣"为衡定标准,在儒家传统与时代吁求"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之间判明了英雄的价值层级,从而在理论上实现了对英雄生命的恰当理解和积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