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佛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以来主要工作情况的报告

一诚会长,各位副会长,各位法师,各位来宾:自去年第七次佛代会胜利闭幕,中国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到任以来,本会在中央党政主管部门的关怀、支持下,在驻会领导的主持下,通过组织各项政治学习,加强机关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了全体工作人员思想觉悟,全会上下出现了新的气象和新的面貌。同时,在贯彻十六大精神和七次佛代会精神;协助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加强自身建设;开展佛教文化教育、宣传出版和学术研究;进行对外友好交往与海外联谊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下面我将近半年来的主要工…     

庐山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

慧远是初期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学僧,并在庐山首创汉僧教团。虽然庐山教团的具体运作现已不详,但僧传所记慧远及其弟子的生平中,有涉及戒律的片段,由此可见慧远的戒律观及其实践;尤其慧远临终时为遵从戒条,拒服米汁蜜浆或续命,更是千古传诵。本文征引原来律典的说法,对这些事例加以分析,期望能对中国戒律学和僧团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人生颠倒是情痴

情爱,是人生中难以排除的部分。情爱到了痴心的程度,便可以不顾一切。在局外人看来,几乎是颠颠倒倒。所谓“人生无少长,颠倒是情痴”,这两句诗讲的便是这情态。     

中国铸佛师和日本的大铜佛

日本人民都为自己国家有奈良东大寺的宏伟建筑和举世无双的世界最早最大金铜佛像而自豪,但也始终没忘记东大寺和大铜佛能保留至今是中国匠师们的帮助和合作的结果,特别是在八百余年前,中国浙江明州(今宁波市)造佛师陈和卿、陈佛寿、伊行知等的功绩。说起这尊世界上最早的大铜佛,还先得从中国洛阳龙门的卢舍那大佛说起。     

“真如”与“生生”——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及其思考

"真如"与"生生"分别代表了梁漱溟思想中儒佛两家的本体。以梁漱溟早期与后期的不同著述为研究线索,可以清晰地探知"真如"与"生生"这两个本体之间关系的演进轨迹。在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中,梁漱溟以"生"为儒家道体,"无生"为佛教特色,"真如"与"生生"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在以《人心与人生》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中,梁漱溟一方面开始强调"真如"本体的心体与觉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将生生之体视为人心可以自觉的必要条件,这样,人心、心体的自觉就成了儒佛两家本体的汇通点,"真如"与"生生"的关系转而呈现出融合的姿态。明晰梁漱溟本体思想的演进轨迹,有助于在儒与佛、前期思想与后期思想的讨论框架下,为梁漱溟研究提供更多的问题增长点,更可以为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归宿的探讨提供启示。     

宋代马远《三教图》儒佛道始祖像评说

宋代马远《三教图》中儒佛道始祖孔子、释迦牟尼和老子画像,透视出人们对三教认知在认同基础上的差异。此图原解为佛坐、道立、儒作礼,显示出扬佛抑儒倾向。南宋理宗令儒臣江子远作解,则旋转了三祖画像的原解之意,儒居于上,并深得理宗赞赏。理宗对新儒学即理学思想崇敬有加,将其立为官学,却又与理学家朱熹等不同,对佛、道表现出更多尊崇,历代少有。南宋后期,三教并尊成为时代特征,包括理学人物真德秀等。人们围绕马远《三教图》的解读,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三教观。后世对此图的关注,对宋人作解的赏识以及一些新的解说,反映南宋以后儒学官学延续、三教并行的社会现实,也是三教认同思想的延伸。"心同"而"迹异",正是三教长期共存、发展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根本原因所在。     

融摄与会通——与佛教交涉中生成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在与佛教的交涉中充分吸收、融摄佛理，会通儒释，建构起新的心学体系。阳明的心本论与佛学的心本论思维、心如虚空、含容万物、无相无住、心性本觉、“寂知”等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王阳明对禅定较为熟谙，曾亲历从澄心静虑到明心见性的过程，龙场悟道与这种体验紧密相关。阳明提出良知毋需外求，应以良知而非圣人经典为是非的标准，这种思想与佛教反对外在权威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阳明转化佛教顿悟渐修的哲理，强调悟后仍当起修，同时还认为致良知工夫无有穷已。阳明还吸纳佛门的无相无住思想，构建了良知境界。     

雕本佛经:丝路上的一缕书香

一中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国,尽管如今已经无从查考印刷术确切的起源时间和地点,但是最早积极使用这种"先进技术"的领域是印制佛经。向达在《唐代刊书考》中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历史的记载和实物的发现,都证明了佛教对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是有贡献的。明代大学者胡应麟曾考证说:"雕本(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中国最     

佛门营利大不宜

如今商潮汹涌,波及佛门。有僧谓:可以经商。理由是:有助教化。这真是:看穿幻世求菩提,一心只为了生死;身披袈裟忙营利,一念贪执何日尽? 佛教传世数千载,历尽多少磨难。世乱粮绝之时,佛子何曾入俗经商。而今未至绝境,何虑衣食?佛门崇尚随缘度日,何须财谋?     

赵宜真道脉与著述文献新考

张泽洪先生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5期撰文指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道教、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道教、佛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数量众多，各名山高道、高僧汇聚于此，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