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弘法社刊》的办刊定位及其作用

<正>近现代佛教报刊的兴办,被认为是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目前为止,出版总数虽难以确定,"但很有特色,主要表现为数量多、参与面广、内容繁杂、有个性,反映了佛教界各种不同势力和不同组织的要求"^[1]。民国的佛教界,可以概括为改革与保守两大阵营,"这一新旧之争持续了整个近代佛教史,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佛教的发展态势"^[2]。以太虚及其追随者为新派,而冶开、圆瑛等皆为旧派。双方争论的一个主要形式,就是通过各自主导的报刊展开论战。但是因为报刊本身就是新事物,是革新派愿意接受与喜欢使用的新工具,所以就力量对比而言,     

“隐逸”与权力语境下的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事件

姚兴劝道恒、道标罢道一事表明,当僧团、僧人成为政治的吸纳对象时,传统仕隐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形成的隐士与权力的互动方式,深刻影响了权力对沙门在王道政治中之定位、沙门参与政治之态度、吸纳沙门参与政治之途径的理解.对于权力类比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得出的判断,沙门的回应并非简单的“不仕”,而是从经教出发,阐发了沙门理解中的“...     

释迦牟尼及原始佛教思想的交流性问题

佛教文明的交流性是佛教思想文化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是佛教文化成为全球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基础.但是对于佛教思想交流性本质的发掘与论证,还需要系统地学术探索与建构.以释迦牟尼及原始佛教思想的交流性问题为核心议题,分别从以生命为本位问题的佛陀哲学观,以慈悲、无常、无我为主轴的佛陀真理观,以"四大教法"为思想原则的佛陀诠释观...     

关于当前佛教界几个思想理论问题的反思(下)

四、关于“禅”与禅宗的反思“禅”,全称禅那,是古印度语,中国翻为思惟修,亦名静虑,习惯上常梵汉并举,称作“禅定”。它为佛教的一类重要修行方法,是戒定慧根本三学之一和菩萨所行六种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一。禅定修法的种类很多,可有上千种(参看拙著     

圣俗并举:中国农村村名和佛教

佛教入华,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进入寻常百姓家.村落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载体.村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是文化的根系所在.村名记载着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奋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村名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通过对村名渊源的了解,能够加深对家乡的热爱.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受佛教影响命名的村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同时体...     

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