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中寺与中日佛教文化

在山西吕梁山的深山幽谷中，有一座在中国佛教史上，特别是净土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寺院，它便是著名的玄中寺。净土法门初传中土，便是由玄中寺昙鸾、道绰、善导三位祖师集众念佛，弘宣法化，使净土一系发扬光大，蔚为一宗。玄中寺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横流中华大地之滥觞。日僧法然、亲鸾依善导一系更创日本净土宗和净土真宗，由此，玄中寺成为中日     

少室山下禅林静 五乳峰前钟磬悠——探寻少林寺的禅宗法脉

中国禅宗宗徒,不可不知达摩慧可;追慕禅宗先贤,不可不去嵩山少林。禅宗源自南天竺菩提达摩所传禅法。禅宗之旅,当首选少林;而少林之旅,当首选达摩洞。     

2011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杭州选拔赛举行

本刊讯5月8日,杭州市佛教协会在杭州佛学院新校区,举行了2011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选拔赛。灵隐寺、净慈寺、法喜寺等11座寺院和杭州佛学院的19位法师参加了演讲。选拔赛由杭州     

佛诞放生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传统放生的基础上,佛教以一套绵密的放生观点,补充完善了中国传统放生的理念,并在历代高僧信士的推动下演变成普遍的宗教民俗。佛诞放生民俗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地方化的又一具体表现。     

《法音》2009年度征订启事

《法音》为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是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文化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的综合性佛教刊物,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为宗旨,广泛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灿烂的佛教文化。     

佛教中的“琴弦”之喻与生命智慧

翻阅佛教典籍,有诸多"琴弦"之喻,然最为著名者,莫过于"因缘和合喻""狮子筋弦喻"和"不急不缓喻"。此三种譬喻分别出自《入中论讲记》《华严经》和《中阿含经》。一、因缘和合喻"因缘和合喻"见于月称论师造、法尊法师译讲的《入中论讲记》。在《入中论》"第六菩提心现前地"中,月称论师有一颂:"如影像等法本空,观待缘合非不有,于彼本空影像等,亦起见彼行相识。"     

佛教逻辑学的论辩解释与认知解释——陈那、法称与因明

佛教逻辑有别于西方形式逻辑的一项重要特征,在于对论证前提为真的强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因三相"理论。论证前提的真,在陈那著作中又被理解为辩论主体将该前提确定为真。这种"确定"体现为文献中对"极成"(prasiddha)、"成"(siddha)、"决定"(ni?cita)、"见"(d???a)、"已知"(vidita)的强调。这些表达辩论者认知状态的词汇,皆可概括为佛教逻辑中的"认知算子"(epistemic operator)。本文通过研究东亚因明与法称两个传统对陈那《正理门论》中"决定同许"的理论设定的不同解释,说明因明传统在陈那奠定的方向上,进一步采取了"论辩解释"(dialect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辩论的情境中为辩论的双方承认为真(共许、同许)。法称《释量论自注》对陈那"决定同许"的解释,则表明由他开启的传统在陈那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认知解释"(epistemic interpretation),将"确定为真"解释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得到确定(ni?cita/ni?caya,决定),即为有效认知的手段(量)所证成。这是因明传统与法称传统的一项根本差异。因明传统对辩论术的关注,极有可能反映了法称以前印度学界对陈那思想的诠释路径。     

圣俗并举:中国农村村名和佛教

佛教入华,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进入寻常百姓家.村落地名是地域文化的标志和载体.村名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含义,是文化的根系所在.村名记载着先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奋进.随着社会的发展,村名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演变.通过对村名渊源的了解,能够加深对家乡的热爱.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受佛教影响命名的村庄,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同时体...     

冯友兰中国哲学“三史”中佛教研究的方法论转向

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和诠释中国佛教,胡适与冯友兰用现代学术的方法分别作了佛教“化中国”和佛教“中国化”两种解读。冯友兰历经一生写成的中国哲学“三史”中,对佛教研究在叙事方式上经历了由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到史论结合、以论为先而明其学脉,在理论分析上经历了从新实在论等西方哲学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佛教哲学而得其宗旨。其一以贯之的主线是从揭示中国佛教的本位性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中国佛教哲学,这不仅反映了冯先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转换,也深刻体现了他的世界观转向。     

论明清之际传教士与岭南佛教界的交涉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他们以澳门为跳板,先后在肇庆和韶州建立了教堂,传播区域扩及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岭南地区。其传播策略先是以佛教身份行基督教之实,随着认识的改变,传教士开始向儒家靠拢,转而批判佛教,甚至打砸庙宇、神像。与此对应,岭南佛教界也从热情欢迎传教士的态度转变为争锋相对地采取措施驱逐传教士。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传教士和岭南佛教界代表两种文化形态相互试探和争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