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的自主表达”:概念建构的田野政治学路径——以“板结社会”概念为例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建立在中国实践和经验的主体性基础之上。中国经验并非既有知识体系的“注脚”,或者创造性地适应于既有知识体系,而是要在学术研究的知识体系内做出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田野政治学将田野现象和经验作为知识生产或概念建构的来源,“板结社会”是源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建构,在国家建构的知识体系内,是基于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社会所遭遇的乡村社会政治形态做出的中国经验的自主表达。对于国家建构而言,国家权力穿透社会遭遇中间阻隔的一般规律赋予“板结社会”概念在知识体系中的有效性,它为20世纪上半期国家建构遭遇“内卷化”的结局提供了解释力,也为1949年后中国国家建构的实践进程提供了认识依据。     

“第三条道路”思想指导下英国新工党政府的教育改革

1997年5月,以托尼·布莱尔为首的工党以“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执政英国,进行了“第三条道路”思想的政治实践。新工党政府高度重视教育,赋予教育优先发展权,推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诸如倡导终身教育、增加教育投入、改革教育机构、运用新技术、改善教育质量与下放教育权力等。“第三条道路”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务实性、机会均等、强调责任等鲜明特点,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既消除了相对贫穷,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就业水平,维持了社会稳定;还吸引了中间阶层,扩大了执政基础。     

下属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持续与消退：基于领导反应的视角

下属做出亲领导非伦理行为后,该行为究竟会持续还是消退？本研究以领导“报”为切入点,检验领导反应(感激驱动的资源回报与愧疚驱动的惩罚)在下属亲领导非伦理行为持续与消退中的关键作用。情景模拟实验(研究1, N=120)结果表明,当领导正直水平较低时,亲领导非伦理行为诱发领导感激之情与资源回报,进而导致下属的后续亲领导非伦理行为增加;然而,当领导正直水平较高时,亲领导非伦理行为诱发领导愧疚之情与惩罚行为,进而导致下属的后续亲领导非伦理行为减少。为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本文开展了两项互补的实地问卷调查,即四轮问卷调查(研究2, N=277)与持续2周的日记调查(研究3, N个体内=733, N个体间=87),再次重复支持了上述研究结果。本研究从领导反应视角拓展了学界对下属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认识与理解。     

数字时代的政治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五项政治价值,也是规范现代国家政治秩序的共同价值。在数字时代,这五项政治价值的内涵及制度形式被进一步拓展：第一,传统的积极自由理论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有导向数字独裁的危险,而消极自由理论在数字时代意味着网络言论自由、网络结社自由、数字所有权、数字遗产、断网权等新形式的数字权利。第二,数字时代有着诸多加剧不平等的因素,例如数字鸿沟,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导致的失业大潮,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零工从业者缺乏劳动保障,以及数字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花钱买流量、低价竞争、竞价排名等不正当竞争形式。对于数字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应通过社会分配制度的调整予以解决。第三,电子选举、网络协商民主以及舆情民主是数字民主的三种主要形式,电子选举使投票程序更为快捷,网络协商民主拓展了公共商谈的广度和深度,舆情民主则有可能扭曲民意、颠覆代议制民主。第四,数字时代的法治在立法和执法两方面都有实质性的演进,人工智能开始介入立法和执法,而大数据应用则催生了“预测警务”。第五,数字时代的程序正义集中体现为算法正义,平等、公开、准确、尊重和可问责是判断算法是否正义的根本标准。     

反垄断法视域下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守门人”义务之构造

为维护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欧盟出台《数字市场法》以强化对数字经济领域的规制。《数字市场法》基于渠道理论建立守卫思想,提供仅适用于数字经济领域掌握核心平台服务企业的“守门人”规则,以事前的义务框架实现数据的开放、共享与可获取。我国推出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延续我国传统反垄断规制的分析框架与思路,以事后监管为主进行执法补救,不足以预防平台经济领域中的垄断行为。我国尚需借鉴欧盟平台经济领域“守门人”义务规则,建立“负面清单+例外豁免”分类监管相结合的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规则体系,以实现数字经济市场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灵甫”号事件中“国、共、英”三方的行动策略及后果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渡江战役爆发前后的“灵甫”号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按照条约提出提前收回租借给国民党海军“灵甫”舰的要求,国民党采取措施延缓该舰的归还,中国共产党则积极争取该舰起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灵甫”舰大部分官兵起义加入人民海军,而英国收回了该舰。该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梅兰芳表演美学精髓的当代阐释及价值

梅兰芳的“表情”并不局限于“面部”,而是“具身”性的。所谓“具身表情”也即戏曲演员处处以“有声皆歌、无动不舞”的身体纯净姿式来“表情”,它是以唱、念、做、打(舞),口、手、眼、身、步等极其繁难艰奥的“四功五法”童子功为根基所建构的身体“姿式化”的审美符号系统。梅兰芳的表演处处要显得美又不费力,就必然涉及戏曲演员“新的存在”的本体论问题：“在”即“异在”。“在”之作为出离遮蔽,作为“展开状态”,正是通过“特定变异”而扬弃自身,即以非对象性的“异在”而“在”。这个“异在”正是梅兰芳所获得的“新的存在”之独属于艺术家的“存在感”。这种独异于人的艺术家的“存在感”使原本日常的“梅畹华”生成为“尚不是的……”,由此开启了梅兰芳“在”即“异在”的独绝审美在场视域。正是奠基于具身表情所凸显的“在”即“异在”性,对梅兰芳表演艺术最根本的知觉视域因而就是借助“观众的想象力”可心观直透的作为非对象性、非实体化“纯粹的创造物”的意象世界。正是借助建立在具身性童子功基础上的“反复出现的原则”——“前置表达”这个“演员的秘密”,梅兰芳的表演处处让观众目(耳)不暇接地知觉到具身意象的生成性、流动性和重叠性。     

“管仲之器小哉”辨正

《论语·八佾》篇有“管仲之器小哉”一章,其中“器”字何晏、朱熹理解为“器量”“局量”,其他各家理解为“器用”“器才(材)”。“器”字在现存先秦文献中没有“器量”“局量”等词义,何晏、朱熹之训诂没有文献根据。根据孔子对管仲存亡继绝之历史功绩的评价和史料对管仲政治成就的记载,评价管仲为“器用小”或“器才(材)小”,是不合理的。清华简第六辑《管仲》篇有管仲言论作“既佞又仁,此谓成器”,当是《八佾》此章孔子和“或曰”者对话的背景和前提,“管仲之器小哉”当读为“管仲之‘器’小哉”,理解为“管仲所说的‘成器’太狭隘了吧”。孔子对管仲关于“成器”的定义持否定态度,大概源于二人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     

再论《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三五至精”思想之关系

清儒毛奇龄提出,《太极图》的第三层图,窃自于《周易参同契》之"三五至精图"。这一说法目前无法从版本学的角度予以验证。对此问题,我们试图从比较《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这三部著作对于"三五"思想的不同表述入手做出回答。我们认为:首先,毛奇龄在论证《太极图》与《周易参同契》在"三五"思想上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时,误将《悟真篇》的表述等同于了《周易参同契》的说法,论证极不严谨。其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对五行思想的表述,与《周易参同契》和《悟真篇》对"三五"思想的表述,均有所不同。再次,《太极图》的第三层图与《太极图说》中"五行一阴阳也"的表述一致,从而体现出相当的原创性。从这个角度判断,我们认为《太极图》当出自周敦颐本人之手,与道教思想并无直接性的渊源关系。     

关于宁肯“零”的美学初探

宁肯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提到了“零”这样的字眼.随着《蒙面之城》中提到的零,在之后的《环形山》《沉默之门》等小说中不断地提到零,并丰满零的意义.马格的流浪历时七年,途中经过原始的还阳界、朴素的西藏拉萨、藏北卡兰、喧哗的深圳等地,每到一个地方,认识一些人,经历一个故事.这就是新的开始,没有过去也没人在意;因为终将离开,也没有未来,这就是“零”.如同树木即使严冬凋零,春来也将抽枝发芽,迎来新的生命.就像是阿拉伯数字“0”的笔势,周而复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