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妄和合与本觉自证——《大乘起信论》“心灵环保”义趣探析

《大乘起信论》树立“体用不二”的心体论,统一染与净、觉与不觉、体与用,提出“真如本觉”和“染净互熏”的新思想.真如能随缘而入生灭流转,染而不染,又能以内在的本觉智性和熏习力实现沿流而返的自我救赎.通过真如熏习的内在机制与本觉自证的修行实践,众生可返染成净,实现心灵的净化,共同建设人间净土.     

熊十力乾元本体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对<周易>的解读是围绕着乾元展开的.他认为惟有乾坤二卦尤其二彖最为纯粹地保留了原经文旨,乾坤是<周易>的精蕴与本质.然而他的归本之路并不止于乾坤,又以坤元归于乾元,最终建立了乾元一元的本体论,即以乾元为体,乾坤及其化生的万物为用.以乾元而非太极作为<周易>解读的核心,更能体现熊氏体用不二的本体思想.     

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

中国哲学“体用”观念的树立，起始于六世纪初的南朝佛教撰述。梁武帝、沈绩与宝亮等佛教思想家在形神论语境中缔造了这一哲学范畴。而在北朝佛教地论学派的撰述中，体用观念整体上带有明显的修道论色彩。梁武帝与沈绩以“体”为中心，以“用”为附庸，体用之间无所谓平等。但是，在地论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法上所撰《十地论义疏》中，体用与本末一样，指向不同的修道位次，体用平等关系由此浮现。法上更在缘起论语境中开出体用说的存在论意义。南北朝佛教体用观念的树立，为体用成为中国哲学的关键性范畴奠定了坚实基础。     

天理与人文的统一——朱熹论礼、理关系

朱熹的礼学追求秩序重建与内圣之道的和谐,其礼学思想的最大特色在于:既重视高明的形上学理论建构,又强调下学工夫的践履。所以,清儒认为宋儒只讲理而不言礼不确,朱熹不但重视理的本体理论综合,又特别重视礼的工夫论,是天理与人文的统一。     

“体用”“体相用”概念起源再考

《敦煌秘笈》中的“不知题佛经义记”中频出的“体义”一词构成“体用”概念的重要过渡概念。而这一概念之所以被“体用”概念所取代，与“体一义异”的命题不如“体用相即”命题更适合表达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关。“体相用”概念的直接来源虽然是6世纪前半叶问世的《宝性论》和《金刚仙论》,但自5世纪末开始，佛教文献中出现的“体-功-德”“体-用-义”等三字一组的范畴显示出，中国思想界已经力图超出“体用”二元思维的限制，创立一种三元思维的概念框架来更深刻地界定客体的内在属性和动态机制。“体相用”概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这种外来思想交涉互动的产物。     

朱子《太极解义》中的“体用”观念

朱子在《太极解义》中分别以太极之“用所以行”“体所以立”释“阳动”“阴静”,使得“体用”观念构成了朱子《太极图》宇宙观建构的重要线索。“体用”与“阴阳”的关联可追溯至以形质为“体”、功用为“用”的“形质论”传统，而朱子进一步借助张咏“公事有阴阳”之论，将与“阴”“阳”相应的“体”“用”之意涵普遍性把握为“已定”之确定性与“未定”之可能性。通过这一普遍内涵，朱子在《太极图》诠释中统合了“阴阳体用”与“理气体用”两种范畴下的“体用”观念，由此将“阳动”“阴静”分别阐释为太极作为形上“所当然”之理内在禀具的确定性之“体”(“必然”)与可能性之“用”(“能然”)两方面要素在形下气化层面相继不已的实现环节，推进了古代哲学关于阴阳统一性问题的思考。     

管志道研究现状综述及其三教合一观本体论浅探

管志道是明末三教融合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关于他的专门研究除了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先生《明末宗教思想研究》外,中文学术界研究者问津寥寥,这可能与管志道的资料收集不全有关。本文预以笔者有限的能力,对管氏及其研究状况做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管氏三教合一观的本体论进行了探讨,认为管氏关于三教理融规矩不融的观点正与主张儒佛道教理划界清楚的正统儒家和三教融合入一家的极端融合派形成晚明思想的全貌,他的理论具备一定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