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的体用一源说

体用一源说乃程朱理学的宗旨与核心。程颐提出“体用一源 ,显微无间”这一命题 ,解释理和象、理和事的关系 ,认为现象乃本体自身的显现 ,本体又同现象融为一体 ,不相分离 ,以此宣扬万事万物皆依理而存在的理本论。朱熹依此原则讨论理事关系 ,并解释《太极图说》 ,认为从太极到万物化生的过程 ,乃太极之理自身的逻辑展开或现实化 ,从而提出了理在事上、理在事先和理本气末说 ,完成了建立理学派本体论的任务。其本体和现象非一非二 ,不即不离的理论思维 ,对以后哲学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     

易学诠释学模式下的北宋理学

中国传统哲学是在经典的诠释中发展的,<周易>诠释学的转变直接促成了北宋理学的发生发展.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的结构可以分为经典的诠释对象、经典诠释的主体和经典诠释三方面,而经典的诠释又可以分析为诠释模式、诠释内涵和诠释风格.对于北朱理学的易学诠释来说,其话语系统是重视义理,其内在理路是坚持"体用一源"的本体与现象的圆融,同时又开出独具特色的修养论与功夫论,其诠释内涵则坚持天道性命的贯通,而赋予本体以价值意义.北宋理学家正是由易学诠释学,从玄学中转出来,而能与佛、道抗衡.理学家对<周易>的解释也解决了会通<孟子>与<中庸>、<易传>的问题.     

“人类文明新形态学”如何可能——从“三大体系”建设说起

人类文明新形态学要成其为“学”,需厘清问题意识,围绕概念簇、意象群建构具有内在关联的义理系统。克服文明冲突,需要摆脱免疫学意象主导下的冷战思维。人类文明新形态学提出文明包容、互鉴、交流、共生等概念簇,以及场、互鉴、“拔茅茹”等意象群。秉持文明包容精神,不同的文明形态并行不悖。更积极地看,不同的文明传统彼此映照、相互影响,形成活泼泼的互鉴态势。通过实践层面的交流,不同的文明从和平共在走向交融共生。“互鉴”包含用镜与光的意象。“交流”概念可以与“拔茅茹”意象相关联。人类文明新形态学从共同性、体用不二出发重新理解一多关系。共同性有别于普遍性,前者是从物的,后者是从言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体,多元文明是用;体用不二,故人类文明新形态乃是贯穿于多元文明之中的共同性。     

宗教与书法 体用一如北大核心CSSCI

宗教精神为“体”,书法为“用”,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纵观古今书法,是以灵性、美学性、音乐性、功夫性、文史性这五种属性和合而成,从而暗合佛道精神之道体的。宗教与书法,犹如中国传统文化生发出来的两个“好兄弟”,数千年来共生共长。     

华严宗与禅宗“体用”观之管窥

在佛教思想体系中,华严宗与禅宗的理论反映了较高的中国化思想,其中将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引入到中国佛教宗派思想之中。就学理而言,“体用”被作为基本范畴之一,对各宗派的哲学理论及修持理论建构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各派思想体系中,又凸显出不同的特色。     

全德之名与全体大用——孔子之“仁”再认识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学的核心。近代以来,许多学者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解仁,把仁解释成全德之名,这样的解释一方面把仁只作为道德德目来看待,降低了仁与天人会通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仁之内涵的空泛,从而不能让人真正体认到仁的真精神。考诸先贤论仁之精要,依据《论语》之文本,可知孔子之仁实有体有用,其体本于性与天道,其用即同情之心、感通之心,必统其全体大用,乐行不息,始可识得仁之精义。     

程颐论仁

程颐对先秦儒家仁学的多方面发挥,构成了宋代儒学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孟的精神资源由于被赋予了较为系统的形上学依据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围绕心性论哲学的方法原则阐释人生价值与意义问题,使传统儒学的面貌焕然一新。     

佛教道德的双重维度

佛教道德的核心,是对善恶的取舍乃至超越善恶的出世追求,而善恶的缘起现象则展开为周而复始的因果循环与无始无终的因果洪流,在消解了善恶的第一因的同时,保持了善恶的无限相续。在佛教看来,善恶因果的主体承担者和善恶因果本身,因为远离常、一、自在等实体特征,才使得世间现实和出世间追求具备逻辑可能性,其逻辑可视为真如、缘起体用不二,是立体、辩证的逻辑,而非平面、形式的逻辑。     

论中印佛教戒律学的哲学转型

本文从"戒体"最初含义与印度戒律学哲学特征、"戒体"范畴与中国戒律学的思维方式转型、"戒体"范畴的地位与中国戒律学体系三个方面探讨了戒律学中国化的历程。从印度戒律学向中国戒律学的转变,本质上是从因果业报戒律学体系向体用戒律学体系的转变。"戒四科"在戒体与戒法、戒行、戒相三者之间建立了本体与作用、功能、属性,本质与现象,知与行的多重关系,由此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戒律学体系。中国哲学的体用思维方式是实现从印度戒律学到中国戒律学转变的理论通道,由此赋予了佛教戒律新的神圣性、权威性和真理性。     

“本”“体”变奏：理学思维转型及其哲学史意义

魏晋以前中国本土哲学以“本末”思维为主要致思路径,这在解决“经验的存在之先”问题上简洁有效,但有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对此,玄学与佛教都做了许多探索,“体用”思维逐渐确立起来,对超越之“体”的追问代替了对经验之“本”的探寻。不过,佛教“体用论”因其非实在性而与世间、人伦难以兼容,这给理学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宋代早期理学家集中展现了思维转型的理论自觉,其“体用”之“体”,一方面较“本末”之“本”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又较佛教之“体”更具实在性,一种既超越又实在的“体用”思维逐渐形成。早期理学家各具特色的思维转型的努力是理学得以产生的核心动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第一次大型范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