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西伦理比较研究中的两难问题--从中国近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互视模式看

中西伦理比较研究的模式有三种多元共存、调和吸纳和挞伐排斥.这三种模式体现出比较研究中的几个两难问题比较研究的公正原则是否可能--个人立场与公正原则的互峙;全面地看问题能否做到--全面与部分的辩证;统一的比较标准可否建立--相对统一中的绝对统一;类比法的价值何在--言与意的比附与错位.比较伦理学的研究必须解决这些两难问题.     

关怀伦理的心理特征及应用价值

关怀伦理是从心理视角来对现代人际道德关系进行重构的一种新的道德模式。关怀伦理表现为关怀人的感情、情绪和态度等,还表现为人的关系、相关人与情境的关系,因之是一种情境伦理。关怀伦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可以用它来解决人际之间存在的分离问题,帮助我们建立起相互间可信赖、可依恋的关系,注重倾听差异,重视差异,以达成和谐的道德生活。     

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伦理视角

劳动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往往涉及社会的道德与伦理。许多劳动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具体标准的争论常常会上升为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抽象的概念、定义之争。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从社会伦理视角深入研究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各种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外部性"问题与"科斯定理"的伦理追问

"外部性"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科斯定理".什么是"外部性",为什么外部性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怎么看待"科斯定理"?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伦理调节、个体德性与我国的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调节除政府与市场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就是伦理调节。本文分析了伦理调节必须依赖于内化的个体德性以及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总结了伦理调节的基本方式,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思路。     

中希神话伦理意蕴比较研究

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分别代表了世界神话的伦理化和非伦理化的两端。具体体现在:一是对神和英雄的塑造上的尚“德”与尚“力”;二是神和英雄形象的世俗与严肃;三是神和英雄是崇尚个体意识还是群体精神;四是对神祉和英雄评价上是坚持善恶二元对立的价值观,还是审美化的多元价值观。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伦理性和非伦理性的区别。     

社交中的默契奥秘：探索人际同步的循环式模型和神经基础

同步性是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的重要特征,人际同步以其独特的价值为个体发展、群体合作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人际同步中不同的社会机制、心理过程和神经机制,构建了一个新的循环式人际同步综合模型,以揭示人际同步现象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人际同步研究中基于超扫描技术的研究范式主要用于联合行动、共同注意、交互式决策、情感交流和创造性问题五个领域。人际同步神经信号的变化已经被证实存在于右侧颞叶、额叶、左额下回等脑区,其中θ波、α和μ波在一定频率范围内变化明显。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脑区内的信号对于人际同步现象潜在的认知神经机制的作用和影响。     

商品-模特距离及广告诉求对消费者评价的影响：性别的调节作用

广告中商品-模特距离和广告诉求在解释水平上匹配时,消费者评价更积极。三个实验检验了该匹配效应中性别的调节作用。实验1(模特在左,商品在右)发现,近距离下,可行性广告诉求引起更强的购买意愿;远距离下,结果相反。实验2(模特在右,商品在左)发现,在远距离合意性(远距离可行性)广告诉求条件下,女性(男性)的商品态度更积极,购买意愿更强。实验3(模特在上,商品在下)发现,在远距离情况下,合意性广告诉求引起更积极的商品态度和更强的购买意愿;相比于可行性广告诉求,女性对合意性广告的评价更高,男性则更偏好可行性广告。综上,当模特在左商品在右时,商品-模特距离和广告诉求存在匹配效应;当模特在右商品在左时,匹配效应受到消费者性别调节。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阴阳与政教:关于四时五行合流何以可能的再考察——重读《管子》中《幼官》《四时》《五行》诸篇

四时与五行相配在战国中后期成为一个思潮。我们对于这一命题的把握既需要审视阴阳、四时、五行的传统渊源,也需要从西汉时期阴阳五行融合的完成态反向回溯。在《管子》诸篇中,四时五行相配时也呈现不同的思想形态。我们从阴阳二气与"五政苟时"两个角度来理解四时五行相配何以可能的问题。《四时》与《五行》篇中呈现的两种思想形态差异与《管子》同《礼记·月令》系统在四时五行相配问题上所产生的差异很不相同。阴阳(四时)五行合流之所以成为一个潮流并存在形态差异则与战国中后期普遍存在的政治改革思潮、理性祛魅思潮、区域性月令系统差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