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党史：以政治思想演变为中心的考察

英国工党原属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翼,由于得到多数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工党才取代自由党,成为与保守党平分秋色的英国两大政党之一。然而,当工党发展为英国主要政党之后,面对大选和执政的压力,工党不可避免地要在阶级党与宪政党之间进行平衡,内部的争论和分歧也更加激烈,最后拉开与工会距离,背离原有阶级政党的根本属性。工党长期处于宪政党与阶级党的两难之中,政策发生“左”与“右”的反复交错。工党多重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不同影响,是工党经济、社会、外交政策以及组织结构变化的根本动因。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多为迎合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不是引导社会潮流和实行根本性社会变革,因而工党只能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而不是坚守传统思想或所谓“工人阶级代言人”地位。“第三条道路”是工党遵循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必然结果,标志着工党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束缚,完全倒向政治实用主义。工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和最终消失是工党遵守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的必然结果,是工党逐步抹去阶级色彩并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英国宪政党的过程。     

多重约束下的协商议事能否推动社区治理合力形成?

本文通过研究社区如何依托社会组织构建组织化的协商治理架构,探讨复杂治理场域中社区治理共同体协同联动的可能性。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主体在破解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困境的同时,又屏蔽了多元主体的共识达成和参与动员的复杂性,只将协商议事作为一种协同配合的治理工具或策略性行为,局限了其治理效能和回应性的发挥。基层社会的权力转移需求与社区自治承接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使得协商议事在基层政府追求公共性与有效性的多维目标下产生非正式治理悖论。社区协商议事面对自主决策权匮乏带来的非对称性依附问题、选择性协商对居民诉求的回应性困境、有限协商参与的代表性偏颇等难题,不得不主动或被动诉诸正式治理规则对非正式治理规则的功能吸纳,也引致了公权力部门与协商机制在离散性张力下的相互依存关系。     

论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

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至少具有自我伦理、文化伦理、境界伦理三重向度。在自我伦理中,唐君毅以“道德自我”之建立来抵抗内外诸恶,销解“自我中心”主义;以儒家的心性修养论作为自我疗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伦理中,唐君毅为人类各种文化活动奠定一道德基础,同时强调应以仁、义、礼、智之伦理原则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会通。在境界伦理中,一方面人之精神、心灵境界随九境之转呈升进最终成就一真实之生命存在;一方面“心灵九境”框架本身具有重要的伦理判教功能和方法论意义。唐君毅伦理思想的三重向度之间通过“道德自我”来贯通,它们在逻辑上是一种递进的关系,并且都分别指向了儒家的精神及价值立场。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及时代回响

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绕过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对这一关系的相关辩论始于第二国际时期。基于新康德主义的巨大影响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严峻挑战,第二国际内部在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中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矛盾论”、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分离论”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包含论”等理论立场。其根源在于对以科学方式有效地改变世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化解读。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伦理的关系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阶段,它不仅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讨论的对象,也是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需要辨析和反思的重要理论课题。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成因与现实思考

中国穆斯林尽管存在民族和地域等方面的差异,但伊斯兰教信仰体系的完整延续是一致的,在归属感上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是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提出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就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四个必须”: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这是首次提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伦理阐释

新时代劳模精神是对新时代劳动模范的精神表征,不仅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更是一种崇高理想信念在职业领域的践行和体现。新时代劳模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自由自觉劳动的美德情怀,彰显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道德情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道德意志,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道德境界,因而具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塑个人价值观、增益社会价值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时代价值。     

把握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必要维度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对应人类文明新形态而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我们可以从四个重要维度对其进行把握：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人类伦理文明发展新形态中的当代中国形态;它要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伦理问题进行新探索;它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生成;它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本质,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生成特征。     

人机混合能动者的伦理意义、建构分析和启示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使它极可能担负道德责任,拒斥人工智能成为道德能动者是不现实且理由不足的。人工智能作为道德能动者有其哲学理论基础,但它目前只能成为显性伦理主体而非完全伦理主体,尚不足以现实地被问责,它无法解决"好"的决策问题、伦理契合问题和具身化问题。因此,人工能动者相关的伦理问题需求一个可替代的道德能动者——人机混合能动者。混合能动者不仅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其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前,作为伦理主体承担道德责任,而且在人工智能成为完全伦理主体之后也将长期存在。因此,加强以混合能动者作为伦理主体的研究是有必要的,混合能动者符合社会—技术—认识高度不可分的立场,也是实现分布式道德的重要一环,更是实现人机融合的关键步骤。通过对混合能动者内部建构进行行动哲学的理论分析,提出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需依据以混合能动者内外为划分而产生的六个维度,有助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的推进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     

“己之所欲”还是“成人之美”？解释水平视角下个体赠送-接受礼物的偏好不对称性

解释水平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消费研究领域。本研究以解释水平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情境问卷调查方法,通过5个实验探讨个体赠送与接受礼物时是否存在性别和角色偏好的不对称性。结果发现,一般情境下,受性别因素影响,男生偏好赠送和接受工具性礼物,女生偏好赠送和接受表达性礼物。但随着心理距离（社会距离和空间距离）的拉近,个体的解释水平降低,更关心他人的喜好和需求,赠送者会更基于接收者的偏好进行礼物选择。     

换脸术几个问题的理性思考

换脸术是目前国内外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异体器官移植领域内新的突破,为严重毁容患者带来了重新获得美容的希望。但是目前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在远期疗效尚未肯定的情况下,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需要加强自身修养和伦理道德教育,做出正确的决定,并不断进行相关研究,最终广泛应用于临床,造福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