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的伦理思考

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 ,要充分认识道德因素的重要性。人力资源配置在宏观上应坚持全面提高人口素质的伦理价值取向 ;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价值取向 ;合理配置和利用人力资源 ,协调好劳动者之间的协作配合的伦理价值取向。在微观上应遵循以人为本、合理公正、集体主义的伦理原则。     

“以德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

“以德治国”方略,是通过将道德建设提升到一个制度的层面,从而夯实社会制度的伦理道德基础,加强对立法、司法和行政制度的伦理设计和道德监管,加强对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伦理教育和道德约束。这无疑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性和善恶鉴别力,以弥补法治之不足。同时德治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种思想建设,归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因此,随着“以德治国”方略的落实,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大踏步地向前发展。     

儒道传统生态伦理观的现代意义

我国儒道的传统思想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不同,因为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西方高速发展工业文明时期,我国仍然是以农桑为主的农业经济,这时“靠天吃饭”的思想,还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为此“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的生态伦理思想成了当时社会主流的思想,而“天人合一”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     

"天人合一"说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依据当代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的新进展,追溯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学说中的闪光点,阐述整体性与相互储存关系在中华文化中的脉络,以期发扬光大,奉献于世人.行文概述"天人合一"的内涵,天与人相互关系,对当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树立和构建整体观念、生态伦理学观念,实现人与自然界协调关系等.从文化价值视角立论,倡导古为今用的人文伦理道德精神,人与自然整体合谐境界.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一个跨层的被调节中介

亲组织非伦理行为（UPB）作为一种非利己型的非伦理行为正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当前研究大多围绕UPB的前因和形成机制展开,但缺乏对UPB结果变量的探讨。本研究通过对92名主管与399名员工的数据进行跨层次分析,探讨UPB对职业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UPB显著正向影响职业发展,上下级关系在UPB与职业发展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伦理型领导负向调节上下级关系对UPB与职业发展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心灵的挑战：医生责任伦理问题与诉求

道德赤字、人性亏损是当代医学最大的危机,单纯法律、伦理、制度已难以管控医生的真实医疗行为,现代医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道德冲击和人性挑战。作为一种新道德思维,医学责任伦理具有新的精神气质和新的伦理追求,它超越传统的道德思维局限性,以他者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医学责任,开辟了一条解决现代医学面临的道德难题的新路径。责任伦理要求医生不仅要具备精湛的医术,更要具有善良的人格,要践行一种自愿的、主动的、不求回报的伦理责任,让医学技术为社会可持续、为人类健康和子孙后代造福。     

临床决策的边界

探讨临床决策之边界,以期为临床医生合理决策提供参考。临床决策是日常医疗工作的核心内容,医生是临床决策的制定者和施行者。决策过程中,医生需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如病人的临床状况和真正需要解决的临床问题、法律法规、伦理和社会因素、诊疗规范和指南、经验总结、个案和基础研究、团队的技术能力、专业标准和临床预期等,这些因素组成了临床决策的基本边界,同时,这个边界会随着医学、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西方经典瘟疫小说中的疾病隐喻与伦理抉择——以《瘟疫年纪事》《鼠疫》《失明症漫记》为解读对象

西方经典瘟疫小说展示了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的社会生活状况及面对瘟疫时的精神生活影像,以三部小说为解读对象,剖析人们赋予"瘟疫"的特殊隐喻意义——神灵的责罚、社会心理与人际关系的绝望断裂、军事政治的迫害等,"瘟疫"已不限于疾病本身,而是上升为一种文化现象。另外,瘟疫小说的核心内容是展现人类在重大灾难面前的伦理冲突与选择,通过阅读,可以对"利他与利己""管制与自由""等级与平等""全能救助与全民救助"等伦理抉择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列维纳斯的“该隐问题”：谋杀的可能与不可能

从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出发,我们可以将该隐对亚伯的谋杀区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自然意义上的,此时,该隐对于亚伯的杀害是一起完全可能的自然事件;第二个层次是伦理意义上的,此时,谋杀变成了一起不再自然的伦理事件。主体正是在这一自然向伦理的转化过程中,在自然与伦理的纠缠中,将自己塑造为守护者、被选中者、亲近者,塑造为担负责任的那个"自我"。     

伦理认同的现代形态及其发展路向

当前,道德冷漠、道德怨恨等社会现象的频繁讨论,使得"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认同问题成为现代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在现代道德哲学家的探究中,认同伦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石,在于一种现代社会新自我观的形成与盛行。而诸道德哲学家为之提出的解决方案虽异彩纷呈,但归纳起来主要源自两大思想传统即康德与黑格尔。在泰勒、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代表性的现代认同理论形态的辩驳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这一问题的态度上的分歧,生发出伦理型认同与道德型认同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对立,其实质展现出现代性道德难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到底是伦理优先还是道德优先?尽管辩驳仍在行进,但对于处在现实伦理生活场域中的道德自我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过一种属人的精神生活,那么,对伦理认同问题的未来思考就必须舍弃非此即彼的对立式思维模式,开创一种有关"我们"的全新和解式思维模式,以此来迎接伦理道德发展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