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哲学：解释还是辩护

在过去十几年中,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性转化的一种努力,笑思、张祥龙和孙向晨等学者在汉语哲学的语境中,解释和辩护传统儒家思想中家的哲学,回应现代化的冲击。但是,这种努力面临着外部挑战和内部挑战。当代哲学中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上的多元主义和实践哲学中的个人主义,构成了家的哲学的外部挑战。而家的哲学存在的三种不同解读之间的张力则构成了内部挑战。家的哲学到底是作为一项解释的工作,用来阐释家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还是作为一项辩护的工作,用来辩护家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价值,这构成了家的哲学最大的挑战。家的哲学需要回应这些挑战。     

“圣贤气象”与生命风范——宋代理学“圣贤气象”论的美学解读

“圣贤气象”为儒者的有机生命在日常生活中呈现于他者的意象,是感性与理性、生命与形式的统一,具有着整体性、时机性与主体间性的特征。以德性为主,知识、思想、经验、性格、气质等要素均参与到“圣贤气象”的主体生成之中。尽管宋代理学存在着“理性压倒感性”的倾向,但“圣贤气象”的根源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两者之间所形成的动态和谐关系。于宋儒而言,“圣贤气象”是具身化的道之显现,具有感性的美感并不断呼唤着他者的感知,成为了儒家经典诠释的重点和儒家示范伦理得以维系的关键所在。     

老庄道家责任伦理思想新释

尽管老庄道家尊奉“道法自然”的法式,主张绝圣弃智和清静无为,追求无为而无不为,却并非一味提倡消极避世,并非不讲人的责任担当。老庄道家的责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无责于人:责任的内涵。《庄子》虽无“责任”概念,却通过“责”“任”和“事”等来明言范畴,阐述了无责于人、不避其任、应为之事、圣人之过的责任伦理观念;二是道法自然:责任的指向。在天人关系的宇宙论框架之中,立足于三种“自然”的意涵,老庄阐述了常因自然、以辅万物、听天由命等人对待自然的责任观念;三是审分明职:责任的职业主体承担。《道德经》不太关注君臣问题,也不太关注君臣责任,而《庄子》从天道与人道、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相互感应的角度,强调不同角色、不同身份和不同等级的责任分工,尤为关注君、臣两种职业的责任;四是为而不争:责任的理想人格承担。老庄道家构建了许多理想人格,诸如真人、大丈夫、大人、神人、圣人等,并分别就其应承担的责任做了独特阐释。     

“群己权界”中的道德权利与伦理秩序

道德权利理论不是伦理学中的固有论题,其近几十年的兴起是缘于维护个体利益的需要。而带来的难题是,哪些道德权利必须保护,道德权利不可僭越的边界又是什么。通常采用的以静态的、原子式的方式抽象地分析道德权利,并将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关联讨论的方法,不能解答以上问题。对此,“群己权界”的辩证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因为个体的“道德权利”与群体的“伦理秩序”处于一个复杂的张力结构中,两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规定,共存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统一体中。伦理秩序必须尊重个体的生命权、尊严权等基本道德权利,而道德权利也不能冲击伦理秩序的有序、和谐和公正原则。此外,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允许道德权利的边界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在特定时期、非常状态下,个体的道德权利受到一定限制,而要保证伦理秩序的优先性。     

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路径——以基因编辑技术的规制为例

基因编辑等新兴科技引发的科技伦理风险正在对一部分传统社会秩序予以解构和重塑,科技伦理治理是应对此种新型风险的时代范式。法治化为科技伦理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旨在推动其他社会规则向法律制度的转变,保障治理的规范性。法治化过程需要实现“伦理与法律”“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利益平衡。科技伦理治理的法治化强调对伦理问题的全过程治理,风险预防是主要目标,应当在治理前端构建伦理风险监测机制,在治理中端强化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完善是法治化的首要目标,制度供给是推进治理的核心路径,应当制定科技伦理基本法,加强科技重点领域的专项立法,并治理后端建构和落实相关的法律责任机制。     

佛教的荣辱观北大核心CSSCISSCI

陈星桥在2006年第10期《法音》上发表文章《略论佛教的荣辱观》。文章认为,佛教一向十分重视伦理道德,在荣辱观方面不仅与以“八荣八耻”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还有不少特殊的启示。佛教不仅是一种哲理型的宗教,更是一种伦理型的宗教。文章把佛教的荣辱观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乎是非善恶的道德性荣辱观;一类是超乎穷通祸福得失的超然性荣辱观。     

清洁的良心与全人的成圣(上)——从中国化的视角看基督教的良心观及其现实意义

一、引言 基督徒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具体的道德问题时,总会想到从信仰的角度做出判断:一方面我们不想"任意妄为",做违背信仰原则的事,这既不荣耀上帝,也会给自己的灵性带来亏损;另一方面,基督徒借着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伦理选择,也可以在生活中做出美好的见证,荣神益人.     

自由伦理的重构——论黑格尔对合法性与道德性之分离的克服

现代世界的基本特质是合法性与道德性的分离,但这种分离也导致了所谓的“博肯福德困境”:现代国家失去了内在的结合力,从而沦为一个外在的强制机制。在黑格尔看来,康德-费希特的政治哲学以一种标准的现代性规划提出了所谓的“魔鬼民族”构想。在他们看来,国家只需要以强制的心理学机制就可自行运转,但是这样的国家模式最终会导致一种权力的无度。青年黑格尔追随古典的共和主义理想,期望回归一种古典的崇高共同体,但是这种理想无法把握现代社会的现实,最终只能沦为一种无差别的狂热主义。黑格尔认为,客观精神在个体的认识和行动之中有其信念之根,作为主观的实体性,现代公民的意向与伦理的客观制度共同构成了现代国家的自由现实。     

试析"契合"中的历史向度——读《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

伦理,对于中国哲学界是非常熟知的,科学伦理作为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并不陌生,但是何谓科学伦理精神,科学伦理精神的内在建构如何,以及科学伦理精神在中西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历史中是如何契合而成,又是如何从深层次上对社会的前沿热点问题进行理论映射,对这一连串“如何”的回答,中外许多学者对此只言片语的论及可谓众多,传统意义上对科学伦理精神的解读不免限于通俗、单向度,正当理论界对此问题陷于或隐或显的论说时,陈爱华教授的新作———《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版)正式同广大读者见…     

"伦理"与"道德"概念的三重比较义

“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或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但二者长期处于概念模糊和逻辑混乱状态,导致伦理学和道德教育“名不正而言不顺”。通过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以词源学为基础的三重比较:汉语言文化中的比较、英语文化中的比较、中西文化中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代“伦理”概念蕴含着西方文化的理性、科学、公共意志等属性,“道德”概念蕴含着更多的东方文化的情性、人文、个人修养等色彩。“西学东渐”以来,中西“伦理”与“道德”概念经过碰撞、竞争和融合的过程,目前二者划界与范畴日益清晰,即“伦理”是伦理学中的一级概念,而“道德”是“伦理”概念下的二级概念。二者不能相互替代,它们有着各自的概念范畴和使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