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伦理责任：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着力点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向前迈进,各种人为制造的社会风险层出不穷,加强社会风险管理势在必行。伦理责任成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着力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伦理责任是社会风险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伦理责任成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驱动力和内部保障屏。面对我国的诸种社会风险,增强政府、其他社会管理者及公民的伦理责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股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充分提升社会风险的复合管理水平,成为跨越风险社会的有效路径。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

何谓道德?从“异乡人”的视角看,该问题除了指向“我们”世界的“伦理内核”外,还指向“我们”世界的“我”之道德自立的“道德内核”.“伦理”一词的古希腊语义及拉丁译读表明,伦理与人之居息的“本土本乡”及其共同生活紧密相关,道德更多地关涉“异乡人”的视阈.何谓道德的问题涉及伦理与道德相互化约的两个视角.“本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伦理统一道德的路线.“异乡人”的视角遵循着用道德化约伦理的路线.然而,“何谓道德”之问在“异乡人”的视角上凸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明了区分伦理与道德对道德哲学的重要性.在文明史上,道德之问以两种方式敞开“异乡人”的视角并使伦理不再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习俗:其一,与灵魂放逐的“神话”有关;其二,与宗教形而上学根基的丧失有关.人类道德生活形式由此分为“传统”与“现代性”两种类型,它们涉及道德范畴的问题层次和语境分殊.透过“异乡人”的目光,一种思想的警醒和心灵的自由导向如下设“问”:在道德问题的时空坐标中,到底什么紧要?对于“我们”的世界遭遇的现代性道德危机而言,两大难题的应对最为紧要:一是道德自由问题;二是伦理认同问题.两者的解释循环将使道德之“问”引领人们走向更为健全的道德自信.     

论经济伦理的内涵和本质

简而言之,“经济伦理”可以定义为“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中的伦理”或者“符合伦理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但是若要探讨经济伦理的本质,还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社会本体论领域,把人类美好生活作为判断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之所以符合和违背伦理的形而上学标准,并且由此出发来认真分析经济(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伦理本性以及经济违背伦理的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经济伦理”的本质,从而更为准确地规定经济伦理学的任务,并为丰富经济伦理学这一学科提供基础.     

从比较的视角看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及其启迪

从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看,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高度复杂性要求学科化的研究,其研究重心集中于公共领域,关注点在于企业制度与经营的层次.从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兴起看,韦伯提出了经济伦理的概念,但当代西方学科化的经济伦理研究另有缘起.后者发轫于美国,而后欧洲和日本的学科化研究相继启动;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差异,三者的理论特点有别.通过对照,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三方面的问题:对经济伦理学学科史的理解问题,中国经济伦理学的自身理论构建及其现实针对性问题.     

哈尼族诞生仪式的伦理解读

诞生仪式是人生仪式的起点,哈尼族诞生仪式包括降生仪式、保魂和处理衣胞仪式、命名仪式、见天仪式、认舅舅仪式、贺生仪式等程序.在哈尼族的诞生仪式中,蕴含着诸多的伦理文化内容.哈尼人通过婴儿的诞生仪式将追求幸福与生命价值、家族发达联系在一起,表达了他们对人生幸福的理解;哈尼族的诞生仪式十分强调劳动的价值,劳动使得个人的生命获得意义;哈尼族诞生仪式中的认舅舅仪式是哈尼人尊敬母亲和重视舅权血缘伦理的集中体现,为哈尼族社会的有序运行奠定了血缘伦理的根基;哈尼人通过诞生仪式确认与婴儿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而这样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又将在婴儿的未来成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公务员角色扮演的伦理思考

公务员应当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公共精神的践行者、伦理道德的垂范者,应当遵循公益至上、公而忘私、公道正派、严谨勤政、廉洁高效的角色道德规范.公务员在角色扮演中存在着多重角色、公共利益与个人私利、权力与权利、人格的独立性与依附性之间的冲突,以及角色扮演中的角色定位混乱、权力运用偏差、责任担当不足、道德修养欠缺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社会调控以及公务员的道德自觉加以解决和克服.     

全球化语境下的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互动分析

全球化时代下,现代国家大都面临着多元宗教共存的社会现实,这就形成了以宗教为载体的次级共同体与以公民身份为载体的统一国家共同体之间相互融合,不断调适的互动.直接表现为,公民群体在具有多重身份、多重认同取向的时候进行身份选择的情形,其要点在于“宗教多元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统一的平衡关系问题”.而在此身份选择的进程中,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认同形成了“一体双元”互动模式,即以利益-制度关系为基础赞同与否互动和以文化-心理关系为基础的归属与否互动.     

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的作用：群体情绪与效能路径*

为探究多元社会认同如何通过群体情绪、自我和群体效能路径,影响现实或网络集体行动参与,研究者分别以中日撞船事件、利比亚事件和就业性别歧视现象为背景蓝本,开展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结果发现：群体愤怒情绪主要对现实集体行动有显著影响,效能感对现实和网络集体行动皆有显著影响;与事件相关的、更大范畴的社会类别认同,通过情绪路径或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与集体行动组织方的认同则只通过效能路径影响集体行动参与;两类社会认同与两条路径之间是调节而非中介关系。不同事件背景与不同行动场域下的综合分析表明网络集体行动参与决策更具工具理性特征。     

社会认同与内、外群体态度的关系：群际威胁和群体情绪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社会认同、群际威胁和群体情绪如何同时影响内、外群体态度,本研究以中日撞船事件为考察蓝本向天津市431名大学生被试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国家认同在认同威胁对两种群体态度的总影响和通过群体愤怒的间接影响中都起到负向的调节作用;群际威胁和群体情绪在社会认同与内、外群体态度之间具有显著中介作用。结论：国家认同在对群体态度的影响中起基础性作用,不同群际威胁与不同群体情绪相对应进而影响群体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