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发表百年后的思考

上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了题为《新民说》的系列文章。分析梁启超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从批判儒家伦理到重视儒家伦理的转变,考察儒家思想在一百年来所遭受到的质疑、批判和粗暴对待,可知诸多关于儒家思想本来面貌和基本精神的观点和看法均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     

性格、伦理冲突下的父子关系——匡章父子的性格悲剧及其深层内涵

历史上齐国著名人物匡章,有两个人,明代磊道人《七十二朝人物演义》根据相关史料重写的小说,将叙述重心完全转到塑造匡章这一中心人物形象上,写出了匡章父子冲突起因和激化过程,以及为国征战立功,他为救赎自己孝母而气死父亲的罪过,赶走妻子孩子独守自悔,压抑的情结良性地转化,在为国征战中实现了自我价值,印证了"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孝义伦理价值观。     

伦理与审美的双重奏——儒家之礼的人类学解析

借鉴人类学关于仪式的研究成果,探讨传统儒家之礼对个体身心进行调节和实现社会整合的内在机制。儒家对礼进行建构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具有审美意味的象征符号,展演了内在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理念,释放了个体的感性情感和欲望;通过赋予和强化个体的社会角色与身份,礼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实现提供了一个构建意义的场域,同时也完成了对于个体的社会调控。     

国际战争与和平视阈中的和谐世界伦理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际政治理念和目标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明确新的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和打不起来;二是确认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三是把握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历史潮流;四是提出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充分确立了中国21世纪的外交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既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国际政治的价值取向由正义战争向和平伦理的深刻转型。     

中国艺术伦理研究述评与展望

我国学界对艺术伦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国内近二十年来艺术伦理研究的历程、热点与存在的不足进行评析,并对其前景作出积极而乐观的展望,对促进新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和繁荣,促进艺术自身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底线伦理的概念、含义与方法

底线伦理首先是一种与目的论或后果论形成对照的义务论,虽然这里是指一种比较温和的义务论。它主张行为或行为准则的正当性并不依赖于行为的目的或结果的好,而是主要依据行为或行为准则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道德评价和选择不要考虑行为的后果,而是说正当与否之最终根据不在行为后果而在行为或行为准则本身。     

伦理学研究中的"问题"与"真"——基于社会伦理研究的视角

通过对社会伦理研究的具体思考,反思伦理学研究中问题、知识、真之间的关系,从一特殊视角揭示出伦理学研究应在开放的科学知识体系和道德生活中,从真问题出发,获得揭示时代精神的真知识,指向人类善的价值精神;同时阐明伦理学研究中的真与善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     

就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万俊人教授商榷——以麦金太尔美德伦理思想为中心

在《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一文中,万俊人教授认为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是在现代性道德文化语境内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这不仅在根本上误读了麦金太尔的思想,而且基于此种误读寻求的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掩盖了美德伦理原本应该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万俊人教授文中的核心观点进行辨析,阐明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是跳出现代性道德概念框架,站在整个西方道德文化传统的立场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揭示美德伦理的现代意义:对现代性道德概念框架本身进行批判反思,并指出一种符合人类道德生活客观实际的道德探究方法,即美德伦理探究方法。     

他者的境域——"普世伦理"的另一种可能

"普世伦理"概念自提出以来,便一直成为伦理学界探讨的理论热点和亮点。学者们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就"普世伦理"的"可能性"问题做出了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回答。实际上,存在这种"争论"的根由在于他们并没有跳出"自我"或"同一"的囹圄,而自我视阈下的"普世伦理"正是"现代性"所造成的幻象。要摆脱这种幻象,唯有进入"他者"的境域,列维纳斯的"他者"概念或将开启"普世伦理"的新前景。     

“以现代精神为妻的鳏夫”——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看宗教现代性与现代伦理问题（上）

现代伦理是在传统德性伦理衰落、基督教神学信仰式微情况下,依据各种理性的形而上学为基础而奠基的.在此过程中,基督教神学以世俗化为代价,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以适应伦理精神的现代转变.但已经彻底转变了的世俗精神,有其自身的大地之根,它宁可单凭强大的外在立法来规范公正生活(政治)的秩序,也无法真正接受道德的内在强制而按灵魂的高贵法则提升自身的存在层次.因为现代人的心,不在灵魂之内,而在外在价值物中.结果,原本属灵的基督教虽然自愿适应现代精神,自愿现代化,但最终发现,它与现代精神根本格格不入,使得它与现代的"结合"完全是"同床异梦".于是,解决现代伦理危机的途径,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本身世俗化了的宗教,而是要从存在的根基上发现人身上的神性力量;人类的自由伦理不能靠外在于它的神圣精神来范导,而是需要人类去挖掘和明察自身存在根基中的神性力量,继而呵护它、培植它,最终使之成为与伦理真正结缘的既尊贵又有范导性的规范力量.在这种理念下,作者考察了西方精神的灵魂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所展示出来的伦理问题,以此来定位马丁·路德、康德、施莱尔马赫、黑格尔和谢林他们在宗教现代性和现代伦理变迁中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