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条君规:老子创设的君主义务规范

老子其人,作为春秋晚期的周守藏室之史,对于春秋时期盛行的诸侯政治的理解,既有饱满的现实感,也有历史的纵深感。《老子》其书,作为诸侯政治背景下的理论表达,可以视为规训君主之书。梳理老子创设的君主行为规范,二十二条君规逐一浮现。这些君主行为规范,都可以归属于义务规范。进一步考察,这些义务规范又可以分为消极的义务规范、积极的义务规范,以及消极-积极复合型的义务规范。二十二条君规体现了老子对诸侯政治的哲学回应,代表了作为哲学家的老子对于中国古典法哲学做出的贡献。     

宗教公益慈善组织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建议

宗教公益慈善与社会慈善事业同根同源。当前,宗教公益慈善组织在发展中面临一些困难、需要重视并加以引导和帮助。一、生存发展困境分析(一)成立登记困境成立登记困境,仍是困扰宗教公益慈善组织合法化的关键问题。一些宗教公益慈善组织难以获得法人身份,无法向社会经常性地募集资金,在宗教活动场所外单独从事公益慈善活动受到限制,并影响其享受政府对于开展社会公益慈善的政策扶持与优惠。     

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理论主张及论争启示

以物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情感增强为主的当代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 ET)对人的深度“干预”使“人”陷入“深度技术化”状态从而引发了激烈论争,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双方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关于什么是“人”的形而上学问题;认知进化与退化、道德工具化与趋同化、情感真实性与同质化等人的社会属性问题;自主性与自主权、公平与公正、健康与安全等增强技术使用问题。双方论争角度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且各自在自身的理论框架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论争双方的对立,有的是利益分歧,有的是价值或文化冲突,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较低,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两者之间如何取得均衡,保持“必要的张力”,共同推动新兴人类增强技术的健康良性发展。     

论巴特勒政治伦理中的“可生存性”概念

9·11事件后,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把学术研究重心转向政治伦理,出版多部著作探讨政治伦理问题。可生存性是贯穿于她所有著作的一个核心概念。巴特勒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角度分析这一概念,进行一系列追问:谁的生命值得哀悼?什么人的生命可以算作生命?为什么某些生命不被理解为生命?这些问题旨在揭示人类共有的易受伤害性和相互依赖性本质,为政治和伦理生活寻找规范性条件,主张非暴力的全球政治伦理。面临新冠病毒(2019-nCoV)疫情,她也借可生存性概念探讨对研制中的新冠病毒疫苗的公正分配问题。     

儒家伦理的价值及局限的现代诠释

在新时代,如何实现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发展是一项迫切的命题。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是其进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将儒家伦理置入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在公共伦理话语背景中对其进行现代存在样式的新诠释。具体从三个层面展开:其一,儒家的入世是一种安身立命;其二,儒家的在世是一种自我圆成的场域。在此,人的日常世界与终极关切合一;其三,同心圆与礼作为儒家式共在的应然方式,蕴含着正向的价值也存在着局限。通过对儒家伦理价值及局限的存在论意义诠释,以期在价值的彰显与闭锁中探寻其在现代社会持守与创新的道路。     

再谈道德与伦理生活的关系

康德把道德主体的自主性(自由)中的理性方面(普遍性)和意志方面(应然性)区分开来,把两者的统一基础放在其先验哲学框架中的伦理共同体之上。黑格尔用他的伦理生活概念把道德主体从彼岸世界拉回来,放到其生活史的教养过程中来理解。但黑格尔在现代伦理生活中看到的是由理由之结晶所构成的客观精神与服膺理由的主观精神之间的和解而非冲突,而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却揭示出各种理由掩盖之下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暴力。马克思认为,要反抗这种力量的压迫,首先必须为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凝聚创造经济基础,而最终会导致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那同一种经济危机,也将释放出导向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式的力量。但马克思未能看到,即使在一个摆脱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中,私人自主与公共自主都是缺一不可、互为前提的。对从康德经过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复杂讨论的这种回顾告诉我们,为资本的充分运行提供条件的旨在避免危机的国家政治,不仅要满足后形上道德条件下的合法化要求,而且要满足多元文化条件下的社会凝聚要求;在当代世界,尤其在当代欧洲,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的那种政治文化,必须以公民们为创造性地解决其共同问题而进行的民主斗争的历史经验作为基础。     

试论道家的“平等”观北大核心CSSCI

一 先秦时期由孔子创立、孟子弘扬的儒家,不太涉及“公平”、“平等”这类权利观念。《论语·季氏篇》有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按,孔子这段话,是就季氏已占有鲁国二分之一的领土,还想伐取属于鲁国辅臣的颛臾的一小块土地而提出的批评。     

论康德义务第一命题的调和式主张

康德认为只有出于义务而不出于任何偏好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这个"义务的第一命题"在当代遭到了来自德性伦理学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情感才能表达对人的关切,也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当代一些康德学者试图维护康德的主张,认为在康德那里并不排斥情感,情感或偏好可以融入康德的行动理论。帕顿、亨森、赫尔曼以及阿利森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或认为康德的论述更多地出于方法上的考虑,或构筑行动模型表明情感在有道德价值行动中的地位。这种解释方式可以被称为调和式主张。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不仅不符合康德的原意,且本身也问题丛生。调和式主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经验性动机理论解释行动,而康德是在意志的规定根据上来确定行动的道德价值。     

人类胚胎的伦理地位与实验原则

保守论认为胚胎是"人",因而具有"位格",并享有人的伦理地位,应得到与人同等的尊重与保护;自由论认为胚胎是"物",它不是"位格",也不享有人的伦理地位。然而,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存在着诸多的伦理缺陷。胚胎所具有的"位格"应当是一种连续、渐进的自我成长过程,因而其所享有的伦理地位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呈现为一种日益递增的状态。基于人类胚胎伦理地位的动态发展性,对其开展实验研究只有遵循来源正当、医用目的、知情同意与充分尊重等伦理原则,才能取得科学研究与保护胚胎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