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伦理的思考

科技的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福祉和惶恐不安 ,使人们思考科技与伦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换言之 ,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应该有道德价值的导向。文章从历史上对科技与伦理关系的思考、科技与道德的辩证关系、科技发展的道德制约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向度及价值意蕴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蕴含着以善为终极目标的伦理精神。从个人伦理的维度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个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自尊自信的个人心态、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从社会伦理文化的维度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高要求是真善美,需要高雅清新的文化氛围、公平竞争的社会规则、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尊重他人的社会观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反映了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多个层面的价值诉求,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制度建构的“语言—心理—伦理”三维一体分析

陌生人社会治理呼唤公正合理的制度设计,社会本体论的语用转向为制度伦理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语言是通达心智最为便捷的通道,也是连接道义和规范的必然桥梁。制度性事实是依赖制度运行的人类基本社会活动,由于语言对制度与制度性事实建构的同构性,通过对制度性事实建构的“语言—心理—伦理”三维一体化审视,可以实现对制度建构过程的深度透析。制度创建者的言语行为背后蕴含的集体心理和伦理规约成为制度理性的重要来源,言语行为在成功执行中实现事实(外在世界的各种恰当条件)与价值(由集体意向性表征的独立于个体欲望的理由)的统一,保证了建构的合理性。由此,制度建构的语言、心理和伦理分析是三维一体的。     

欧洲哲学视野中的"知识"和"道德"——读列维纳斯《存在之外》一些感想

追问“什么”是欧洲形而上学的核心,它真正追问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在理性观照下,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显现与本质。事物的这种显现与本质,既是它们的存在,也是关于它们的知识。但是,对于列维纳斯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前,尚有人与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外于“知识”,外于“存在”。因为它是自由者间的关系,他者不可由“我”来显现、观照,是完全异于“我”的。因此,人与人之间首先是伦理-道德的关系,而不是知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伦理-道德外于、高于知识。然而,对于人这种有限存在者来说,他的一切知识,实质上都是对“不断（的经验事物）”的一种断,都是在不全处作出全的论断。因此,知识实乃包含着自由与责任于自身。换言之,伦理-道德也在知识中,知识实际上也是事物的一种自由的存在。因此,存在论-知识论与伦理学之关系,是否如列维纳斯所认为的那样,仍值得深究。     

论网络营销的伦理战略

本提出了网络营销伦理水平的两维评价模型,并借助该模型探讨了企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各种不同选择,指出高的网络营销伦理水平未必适合所有类型的企业,继而讨论了企业制定网络营销伦理战略时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最后以惠普公司为案例分析了网络营销伦理战略的实际运用。     

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理念初探

执政伦理是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的规范体系 ,主要包括执政伦理理念、执政制度伦理、执政主体的道德品质三个方面。执政伦理理念是对如何规范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的理性认识 ,是指导执政伦理建构和实践的思想价值基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 ,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理念的核心。     

孔子的忠德观探析

“忠”是孔子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对“忠”的论述非常全面和系统,其中既包括对“忠”的学理性探讨,也包括对忠德的培育、践行等的方法论指导,构成了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的完整体系。孔子的“忠”具有泛伦理特征,在他看来,“忠”是一切人都应具备的道德品格,不存在主体上的选择性;“忠”的美德不仅应当施于主体以外的所有人,而且应当施于主体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施于自己的祖国。     

制度伦理思想的传统溯源

制度伦理的兴起,在今天的中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紧密相联的。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产方式,从而动摇了传统德性伦理的生存土壤,致使德性伦理的边缘化。但由此就认为制度伦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形式显然又是有失偏颇的。追溯制度伦理文化的传统根源,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     

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

自上世纪 70年代始 ,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便逐渐凸显并最终主导了西方哲学论坛。然而在我国 ,这一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转向似乎刚刚发生 ,学界对此一理论转向的学术意识也才刚刚显露 ,可我们面对的是 ,大量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不断涌现 ,异常复杂 ,难以把握。在此情形下 ,采取学术群体性的民主商谈方式来探究这一理论转向所产生的基础性课题 ,恐怕比学术个体的专题研究更为慎重 ,也更为急迫。2 0 0 4年夏 ,教育部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海南召开年会。期间与《伦理学研究》杂志主编、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重逢 ,承蒙先生厚爱如昨 ,托我组织一期学术专栏 ,命之为“政治伦理笔谈”。盛情之下 ,却之不恭。于是诚恳邀请到怀宏、剑涛、建华三位学兄襄助 ,切磋数月 ,始成如下四篇。现惶然贡献于学界 ,祈求抛顽石以引玉璞 ,或求其友声 ,或聆听批评 ,以此促进我国政治伦理的前沿研究。如此或可既不负凯麟先生雅扶后学之美意 ,又可尽我等伦理学者之天职。是以记之 !(万俊人 )     

突破现代理性之限——生态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生态伦理以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为目的,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主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现代理性的产生,所以,真正的生态伦理就必须从思维方式入手,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