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研讨会召开

正2013年10月27-28日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筹)、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期刊杂志社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伦理学会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简称"中国教育伦理学会")成立大会暨全国首届教育伦理学学术研讨会。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教授万俊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燕爽,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刘世军,教育部教师工作司领导代表以及来自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教     

布莱德雷、罗素与维特根斯坦论关系

关系问题是形而上学中的基本问题,布莱德雷与罗素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关于关系问题的争论使正统的分析哲学采取了多元论这一默认观点。但实际情况却是,罗素并没有真正解决布莱德雷提出的关系问题,因而默认观点本身是站不住脚的。维特根斯坦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关系问题,在这种解决方案的压力之下,需要放弃从语义学过渡到本体论的惯常通道。     

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对下属工作结果的影响：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

基于人-环境匹配理论和压力认知交互作用理论, 本文探讨了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性对下属态度、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及情绪耗竭的中介作用。本文分别通过对150位领导与150位下属(研究1)、50位领导与243位下属(研究2)的配对样本开展两项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数据收集, 并采用跨层次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方法得出以下结论: (1)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失配会导致下属情绪耗竭; (2)相对于授权不足, 领导的过度授权更会导致下属情绪耗竭; (3)下属需求和接受的授权型领导匹配性通过作用于下属情绪耗竭进而影响下属对领导的满意度、组织公民行为和工作绩效。     

论康德正义论的两个层次

康德实践哲学中包含着一个比较独特的"正义论",即一个由人类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两个层级构成的完整体系.康德正义论的两个核心要素是分配的正义和惩罚的正义,它们贯穿于人类的正义与上帝的正义这两个层级中.分配正义的原则是合法性,惩罚正义的原则是平等性.上帝的正义和人类的正义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型与摹本的关系,但我们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不能立足于传统神学,而是必须立足于康德的先验哲学:一方面,上帝的正义可为人类的正义提供一种绝对神圣性的保障;另一方面,这种神圣性只具有主观的、实践的实在性.康德的正义论对于康德道德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即在正义的驱使下,道德法则从"应当"走向现实.     

重思伦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以海德格尔哲学为"视阈"

如果以19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落为"坐标",此前的伦理学以形而上学为基础,此后的伦理学则面临相对主义的难题.在古典哲学中,虽然形而上学为伦理学奠基,但形而上学的自由与伦理学的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海德格尔试图把存在问题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但就其对"人道主义"的批判而言,海德格尔哲学中有存在论而没有伦理学.虽然伦理学面临着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两难抉择,但我们这个时代对伦理学的需要却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或许我们首要应该考虑的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化之间能够和平共存而作为"底线"的基本规则.     

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对1353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探究亲子间科技干扰与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关系,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及内在觉知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亲子间科技干扰正向预测青少年网络人际关系成瘾;（2）相对剥夺感是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的中介变量;（3）亲子间科技干扰与网络人际关系成瘾的间接效应前半段受到内在觉知的调节。因此,亲子间科技干扰和网络人际关系成瘾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当前,选择超载领域研究的焦点已从验证其是否存在,转向至其何时存在,即边界条件的探讨。本研究基于调节模式理论,分别以决策后悔和延迟选择作为选择超载的指标,开展两个实验探查选择超载存在的调节模式条件及所涉及的内在机制。实验1以决策后悔作指标,运用量表测试法操纵调节模式,初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决策后悔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体验到更强的后悔情绪,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决策后悔无显著差异;实验2以延迟选择作指标,通过任务启动法操纵调节模式,进一步探讨调节模式对选择超载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调节模式调节了选项集与延迟选择的关系,即对评估模式的个体来说,面对大选项集比小选项集时更倾向于延迟选择,出现了选择超载,而对运动模式的个体而言,两种条件下的延迟选择偏好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分析表明选择难度可以部分解释这种效应。总之,通过采用不同方法操纵调节模式,选取不同的选择超载指标,数据结果都一致支持：评估模式的个体比运动模式的个体更容易出现选择超载,选择难度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中介作用。     

试论中西伦理比较研究中的两难问题--从中国近代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互视模式看

中西伦理比较研究的模式有三种多元共存、调和吸纳和挞伐排斥.这三种模式体现出比较研究中的几个两难问题比较研究的公正原则是否可能--个人立场与公正原则的互峙;全面地看问题能否做到--全面与部分的辩证;统一的比较标准可否建立--相对统一中的绝对统一;类比法的价值何在--言与意的比附与错位.比较伦理学的研究必须解决这些两难问题.     

关怀伦理的心理特征及应用价值

关怀伦理是从心理视角来对现代人际道德关系进行重构的一种新的道德模式。关怀伦理表现为关怀人的感情、情绪和态度等,还表现为人的关系、相关人与情境的关系,因之是一种情境伦理。关怀伦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可以用它来解决人际之间存在的分离问题,帮助我们建立起相互间可信赖、可依恋的关系,注重倾听差异,重视差异,以达成和谐的道德生活。     

胡塞尔论语言的逻辑性在隐喻中的起源

胡塞尔把逻辑判断的起源追溯到前谓词直观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带给逻辑判断形式以生命活力,突破了传统逻辑的那种僵化的理解,打破了西方两千余年占统治地位的实体主义的逻辑偏见,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艺术思维提供了更广阔的逻辑空间。然而,他出于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狭隘偏见,试图把一切诗性话语全部塞入“纯粹逻辑”的先验框架之中,以建立一门无所不包的“严格科学的哲学”,这就把逻辑形式的真正起源屏蔽掉了。在他那里,没有什么逻辑判断的起源,只有逻辑判断的前谓词阶段和谓词阶段所构成的“谱系”,因此语言、经验直观、诗归根结底也是逻辑,逻各斯的非逻辑含义被遮蔽了,活的隐喻被闷死了。纯粹逻辑是从语言中发展出来的,在隐喻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逻辑要素,而是诗性要素,语言起源于诗,而不是起源于逻辑。胡塞尔架空语言,一心要把非逻辑的东西都归于逻辑,无法真正解决逻辑的起源问题。但他提出的逻辑谱系学所暗示的恰好是：逻辑最初是语言中的非逻辑因素由于其自否定而形成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