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宾:近代医学伦理学的先导

宋国宾 (1893- 195 6 ) ,字恪三 ,江苏扬州人。他曾在巴黎学医 ,获博士学位。他先后任震旦大学医学教授 ,上海医师公会主席 ,中华医学会业务保障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 。在近代医学界为推动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　出版第一部医学伦理学专著民国时期 ,特别是 1932 - 1937年 ,医界处于“同道之争论 ,医病之纠纷 ,日充不休”的状况 ,宋国宾深感“为名医易 ,为良医难”。他致力于医学伦理道德的宣传 ,拟订了《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誓言》、《上海市医师公会医师信条》等医生行为道德准则 ,并于 193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学专…     

论构成的主体性与意动的主体性

先验主体性与客体性尽管在概念上相互对峙,但作为人类经验与实践的出发点,它们在运作上却从一开始就是浑然一体的。构成主体性是让在时空中对象化了的客体呈现在主体面前并获得意义的意向结构,意动主体性却是让主体获得目的性并将目的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对象化的意向结构。在构成主体性和意动主体性之间的互动中协辩理性的介入,是使规范伦理学有可能在交互主体性的平台上展开的先决条件。     

第三次生命伦理学国际会议在台湾中坜市举行

20 0 2年 6月 2 3日至 2 9日 ,由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台湾医学院、香港城市大学公共管理和社会政策中心、德国汉堡亚洲事务研究所、德国环境与经济欧洲研究院共同举办的第三次生命伦理学国际会议 ,在台湾中坜市召开 ,来自台湾、大陆、香港和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韩国、菲律宾、土耳其等近 5 0多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是 :人类干细胞实验之伦理法律与社会争议。众所周知 ,人类干细胞研究已成为国际医学界关心的重要热点问题。特别是因为人类干细胞的研究不仅对于推进人们对人类基因和生…     

样例的子目标编码对新问题解决中原理通达的作用

通过 3个实验 ,分别研究了样例的不同编码对消除由于表面概貌和表面对应变化对原理通达带来的消极影响的作用以及样例学习中原例概化的形成阶段。实验结果表明 :样例解题步骤的子目标编码有助于消除由于表面内容变化对原理通达带来的消极影响 ;子目标学习使学习者在样例学习阶段就形成了关于原理的概化。     

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要奠基者 --庆贺李奇同志九十诞辰

李奇是新中国伦理学的奠基者之一,她对伦理学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从而使道德研究科学化.在此基础上,揭示了道德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互动关系,并且进一步从历史的视角探讨了道德理论科学化的过程,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体系框架.     

全球生命伦理学——梦想还是梦魇？

导言对于出席这次在东京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开幕式的很多人来讲,好像有实现了一个梦想的感觉。国际生命伦理学学会和亚洲生命伦理学学会的共同努力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     

技术及其社会责任问题

一、导论 柏拉图在他早期涉及德性能力的对话《普罗泰戈拉篇》中,就已明白地讲述过,诸神曾委托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和厄皮米修斯兄弟,把神赐的礼物分配给有生命的存在。厄皮米修斯领受此命,并公正地为所有的动物预备了坚蹄或利爪、毛皮或甲壳。可是,当动物最终进化成人时,原来的一切都白费了:人赤身裸体地来到世上,一无所     

关于克隆人试验与伦理学的三原则

由于克隆人试验的对象是人的活细胞,不是人的胚胎;并且由于人只能有限地决定自己的未来,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同时由于基因诊断和修复有助于新生儿的健康,因而克隆人试验既不会伤害任何人的生命体,也不会侵犯任何可能出现的克隆人的自主权和平等权,进而不会违反伦理学的三原则。     

对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分析批判

边沁的功利主义为苦乐原理、效果论和功利原则这样三个理论基点所构成。这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困境的三原理。苦乐原理由于没有进行内在的质的区分,为密尔所修正,但密尔的修正突出了苦乐原理与效果论的内在不一致;同时,密尔以自我牺牲来补充功利主义,又暴露了功利主义原则的内在矛盾。还有,密尔以平等权利来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辩护,恰恰表明功利原则并非是可以成为一个理论的基础性原则或终极原则。斯马特的行动功利主义则进一步暴露了功利主义的非正义性特性。功利主义的这样三个典范表明仅仅诉诸功利原则无从走出内在逻辑困境。布兰特援引认知理论以及道义论原则,笔认为这才使功利主义从其困境中走出。     

对“善”与“恶”悖论的一个解读——《法律伦理学》评介

对善恶问题体验的尖锐程度就是对恶的体验的尖锐程度,因为善自身不能提供体验的尖锐性。作为关注善的学问的伦理学竟然不能说明自身的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法律来自于恶,而又揭露和限制恶,却无法战胜它。甚至在揭露恶的时候,其自身又蜕变成了恶,这又是一个悖论。作为正义象征的法律何以会走向恶呢?带着这一系列疑问,我拜读了李建华教授的新《法律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