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问题与"科斯定理"的伦理追问

"外部性"是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科斯定理".什么是"外部性",为什么外部性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怎么看待"科斯定理"?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伦理调节、个体德性与我国的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也是我们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收入分配调节除政府与市场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就是伦理调节。本文分析了伦理调节必须依赖于内化的个体德性以及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总结了伦理调节的基本方式,对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出了新思路。     

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伦理视角

劳动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往往涉及社会的道德与伦理。许多劳动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具体标准的争论常常会上升为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抽象的概念、定义之争。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从社会伦理视角深入研究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各种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中希神话伦理意蕴比较研究

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分别代表了世界神话的伦理化和非伦理化的两端。具体体现在:一是对神和英雄的塑造上的尚“德”与尚“力”;二是神和英雄形象的世俗与严肃;三是神和英雄是崇尚个体意识还是群体精神;四是对神祉和英雄评价上是坚持善恶二元对立的价值观,还是审美化的多元价值观。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伦理性和非伦理性的区别。     

中华之衣 道教服饰的文化精神内涵

道教服饰,亦简称"道服",是指以"道"为核心理念而构设的服饰类型。历史上,道教不仅把道服规定为"中华之衣"(《洞玄灵宝千真科》)、"黄帝之衣冠"(《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而且确实从服饰的类型、形制、服色等方面,进行了中国化的美学伦理设计,充分彰显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     

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美好生活——“第七届全国人权与伦理学论坛”综述

2019年10月19日至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主办、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人权与伦理学论坛在汕头大学举行,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美好生活"。与会专家学者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人权思想、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当代美好生活建构等议题。     

网络社会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第26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综述

由中国伦理学会、韩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第26次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大会于2019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韩国举行,来自中国和韩国的100余位伦理学研究者和道德教育工作者出席会议,中韩两国与会者围绕"网络时代的伦理与道德教育"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研讨。一、网络社会的伦理变革韩国东国大学金辰仙博士从客观主义伦理学的视阈讨论了网络时代超连接(高度互联)社会的道德意义。客观主义伦理学重视每个人的发展,主张道德价值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鼓励个体的成长与社会发展有机共存。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论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一个公共伦理分析视角

当代中国正处在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出现了种种不协调,需要相应价值尺度来引导。行政管理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它是传达人民的需求与愿望,并保证这些需求和愿望能够通过国家控制反映出来。长期以来,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公共行政管理的主要伦理规范有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