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伦理研究：路径、问题与线索

宪政伦理研究从伦理的维度探讨宪政的正当性及其伦理意蕴,宪政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它能保障人有尊严地生活.而宪政的伦理意蕴则体现在建立优良的伦理秩序,具体表现为公民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人与自然等诸种关系和谐有序.宪政伦理的这种研究是对宪政研究的有益拓展,但国内学者涉猎这一研究者尚不多见,系统地整理这方面的资源对推动宪政伦理研究走向纵深实有必要.     

德性伦理学的行为者中心论

当代德性伦理学认为,德性伦理学的根本特征在于以行为者为基础或中心。斯罗特认为,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学仅仅诉诸于行为者本身,或者说是一种有着普遍仁爱动机的德者。以行为者为中心的基本论点则认为,德性伦理学强调具有一定德性品格的行为者在某种情形下一定会有的行为。并且认为,品格德性本身具有规范的意义。     

小康社会与城市伦理精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一种伦理精神来支撑。本文将塑造城市精神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认为作为时代进步表征的城市伦理精神是城市精神的核心与灵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精神动力和基本价值目标。目前,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需要高扬八大城市伦理精神;从当代社会变化的实际出发,着力培育与时代进步契合的城市伦理精神的具体途径。     

法,伦理与角膜移植

角膜盲占有全国盲人的四分之一,角膜移植手术是治疗角膜盲唯一有效的方法,受体体角膜材料来源的制约,我国目前每年行角膜复印件手术仅１２００例左右。探讨开拱体角膜材料来源问题,对开展角膜移植手术有重要意义。     

道德市场的合理性及其存在论基础

西方市民社会的经济理论和文化观曾为道德和市场的二元分裂提供理论支持,企业活动的非道德性似乎在经济与市场活动中得到确证.但是,随着现当代经济实践活动中面临的各种伦理问题,道德市场的合理性与建构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探讨的重大课题.鲍曼论证了企业作为道德人比作为自利的"经济人"更能理想地实现自己的效用.这一观点得到现代博弈论的进一步论证;而马克思从人的本真性存在为道德市场的合理性提供了存在论基础.     

中国特色集体协商的和合伦理基础及权利设计

中国特色集体协商中的协商目标协调、协商行为配合、协商收益均衡,分别基于和合伦理中和合共生、和善诚信、和衷共济的伦理秩序。目前集体协商立法中,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政府介入请求权、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的权利体系,维系了和合伦理秩序,而与西方集体谈判中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行动权的权利体系相区别,彰显了中国特色。在和合伦理基础之上的集体协商,还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介入请求权,细化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保障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推动协商双方对伦理规则的内化。     

儒家行为责任伦理论要

儒家伦理是一个多元一体的伦理系统,它兼具德性伦理和德行伦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儒家伦理学无疑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但是它也是一种以行为为中心的德行伦理学。而儒家所阐发的行为伦理构成了儒家德行伦理学的核心,它所揭示的"行""为"和"行为"范畴的义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责任伦理所包含的做事、不做事、应做事等本质规定性,充分体现了高度的实践理性智慧。儒家行为责任伦理体现为三大层面:一是行为责任伦理的基本规定,二是行为责任的内容指向,三是行为的责任伦理要求。     

法先王:儒家王道政治合法性伦理

"先王"是儒家塑造的王道政治伦理典范。儒家提供的统治合法性政治伦理包含在"法先王"的命题之中。这个命题有两大尴尬和弊端:一是"圣王"理想蜕化为"王圣"现实;二是"圣王"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政、执法者。不过,儒家的王道政治伦理为救济这些弊端准备了资源,在现代宪政条件下仍然有着革新的内在空间。     

突破现代理性之限——生态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生态伦理以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相处为目的,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主要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现象,而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现代理性的产生,所以,真正的生态伦理就必须从思维方式入手,来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家—国伦理公正与“国家”文明形态

中西方文明都建构了以家庭和国家为基本结构的伦理世界,西方“country”文明中伦理世界的命运是“悲怆情愫”,中华“国家”文明的文化条件和伦理精神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只是家庭精神,也不只是爱国主义,而是身家国天下一体贯通的伦理情怀。“国家”文明创生的家国公正的伦理智慧有日常智慧和“非常”智慧。日常智慧贯穿于人的生活与生命的全程,并通过各种民族节日呈现;“非常”智慧是调节家庭与国家矛盾冲突的伦理智慧,逻辑与历史地展开为两种传统形态,即以“国”为重心的“精忠报国”,以“家”为重心的“亲亲相隐”。家国伦理公正的课题与中华现代文明的百年进程相伴随,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呈现“伦理建构—伦理革命—伦理解放”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进程。现代中华文明依然是“国家”文明,但已经具有新形态,也面临新挑战,必须以伦理公正实现“国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做出新的“中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