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与社会转型期的医德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各种伦理价值观念之间发生了冲突,医疗道德失范现象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制度伦理对道德建设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以制度伦理建设为契机,并辅以正确的激励手段等,可以让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理念,引导和强化医务人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规范,重塑良好医德医风。     

伦理理性的张力及其限度

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社会越向前发展、文明越向前推进,伦理理性便越是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伦理理性可以无边界地肆意驰骋,相反,伦理理性的张力是有限度的。这既体现于人类理性内在机制中工具理性对它的约束和牵制,也体现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逻辑建构。研究和探讨伦理理性的张力及其限度,不仅有助于矫正工具理性的偏执以弥补单纯经济增长主义的缺憾,尤其有助于防止价值理性的过度张扬以避免唯价值论和纯道德批判的悬空设置。     

转型时期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的制度化缺失与建构方略

作为公务员职业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职业伦理规范总和的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为公务员“依法、廉洁、高效、公正”行政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在经济转型、文化冲突、矛盾突显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面临制度伦理价值沦丧、制度困境、制度界定模糊、制度伪适应症等制度化缺失问题,我们要从“职业化”、“法制化”、“政治化”、“组织化”和“现代化”等五方面提出公务员职业伦理精制度化建构方略。     

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

胚胎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干细胞来源的伦理争论,提出了如何看待"胚胎道德地位"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有三种观点,它们分别从生物性、理性功能以及人的潜能性来界定胚胎的道德地位。通过对三种观点的分析,本文强调坚持人的尊严原则,是推动新兴生物技术发展的核心和归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介伦理的研究及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传媒伦理的基本理论、实践中的问题与冲突、以及提高传媒伦理建设水平的措施等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就媒介伦理的功能、媒介伦理与和谐社会建构、媒介伦理的研究历史作了尝试性的探讨。但也应该看到较之医学伦理等其他分支伦理学的研究,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的研究空白。     

制度伦理与我国社会转型期医患关系

我国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诸多医患利益冲突向人们提出了严峻挑战,亟需对其加以调节和平衡.这种调节与平衡,不能完全甚至不能主要地交由市场去运作,不能完全任凭医患双方自由地去博弈;政府必须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正确调节与平衡社会转型期的医患利益创立一个全方位的合理的框架.     

东西方医学伦理思维之共通性

从中国古代医者的行医事迹、著作来探寻中国的医者是否在行医过程当中勤守医者的本份,也即类似原则思维的表现。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医学伦理"这个名词,但从历代具有代表性之医者身上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医者的行医事迹当中,就表现出类似的医学伦理情操。因之,医学伦理原则是俱普世价值的,也即世界上有所谓的共同道德存在。     

伦理责任：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着力点

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向前迈进,各种人为制造的社会风险层出不穷,加强社会风险管理势在必行。伦理责任成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着力点,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伦理责任是社会风险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伦理责任成为社会风险管理的内在驱动力和内部保障屏。面对我国的诸种社会风险,增强政府、其他社会管理者及公民的伦理责任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股良好的伦理道德风尚,充分提升社会风险的复合管理水平,成为跨越风险社会的有效路径。     

产权制度的伦理意蕴与中国产权制度改革

产权制度安排并不只是一个经济范畴,它还与社会政治民主、道德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它是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力,是社会秩序的信用基础,是社会关系的正义体现,是民主政治的推进器,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正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代中国必须进行产权改革并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而在推动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须注意以下问题,即进行产权改革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须确立政府的职能和权限范围及减少特权产权的存在.     

公务员角色扮演的伦理思考

公务员应当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公共精神的践行者、伦理道德的垂范者,应当遵循公益至上、公而忘私、公道正派、严谨勤政、廉洁高效的角色道德规范.公务员在角色扮演中存在着多重角色、公共利益与个人私利、权力与权利、人格的独立性与依附性之间的冲突,以及角色扮演中的角色定位混乱、权力运用偏差、责任担当不足、道德修养欠缺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社会调控以及公务员的道德自觉加以解决和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