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儒家伦理的思维方式

孔子与《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发挥《周易》而作《易传》,成为儒门传道的依据。孔子看重的并非是《周易》中的占卜,而只是把它当成一部富有哲理和给人以方法的书。从儒家伦理理论的建构理路来看,《周易》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和工具,这种思维方式叫作“推类”。通过对《周易》中几个卦象的分析,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这种思维方式发挥着儒家伦理的形上根据和立论根据的作用。     

中国军事伦理学研究综述

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军事伦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规范体系研究和教育应用研究进行了全景式、多层面的梳理,循此而提纲挈领地把握当代军事伦理学科的发展脉络和丰富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国防军事伦理的研究热点进行了前瞻式的描述,并揭示了其广阔的发展前景。     

劳动关系理论研究的社会伦理视角

劳动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往往涉及社会的道德与伦理。许多劳动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具体标准的争论常常会上升为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抽象的概念、定义之争。和谐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从社会伦理视角深入研究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各种因素,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无裨益。     

中华之衣 道教服饰的文化精神内涵

道教服饰,亦简称"道服",是指以"道"为核心理念而构设的服饰类型。历史上,道教不仅把道服规定为"中华之衣"(《洞玄灵宝千真科》)、"黄帝之衣冠"(《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而且确实从服饰的类型、形制、服色等方面,进行了中国化的美学伦理设计,充分彰显出中华文化精神内涵。     

“体用”范式下现代权利观念的塑造——基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整合

为更好地结合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塑造现代权利观念,必须首先为儒家权利观念的存在辩护。当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其独特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等级性与伦理性两个方面。虽然儒家权利观念有别于社群主义权利观所具有的平等性、普遍性和政治性,但却不能由此就对其加以否定。有鉴于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之间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内在分歧,而且对当前社会所遇到的现代性危机而言,儒家学说有助于从本质上对其进行剖析和反思,所以权利观念的现代化构造不妨采取"儒家思想为体、社群主义为用"的基本模式,从而实现对社群主义与儒家思想的有效整合。     

公安民警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基于Stroop范式的探究

公安民警常常身临应激和危险情境中,是创伤事件的易感人群,但其创伤后应激症状对执行功能的影响研究尚且缺乏。已有研究发现,具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的个体的执行功能存在缺陷,表现在对冲突信息的抑制能力受损以及对创伤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和情绪唤起。本研究以公安民警为实验组被试,据其创伤后应激症状分为高低两组,在校大学生为对照组被试,采用Stroop范式探究创伤后应激症状对公安民警“冷”、“热”执行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具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公安民警在“冷”、“热”执行功能上不存在缺陷,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影响。启示对具有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公安民警进行干预时,应关注其症状的严重程度,在“热”执行功能上寻求更有效的干预方式。     

原则与美德之后：儒家伦理中的“专注”与“动机移位”

“专注”和“动机移位”由关怀伦理学家诺丁斯提出。“专注”指的是关怀者全神贯注于被关怀者的伦理关系;“动机移位”指的是因关怀者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转移到被关怀者身上而产生关怀关系。当关怀者专注于被关怀者,且两者的动机达成一致时即能产生适当的道德判断。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论公共行政管理的伦理基础——一个公共伦理分析视角

当代中国正处在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出现了种种不协调,需要相应价值尺度来引导。行政管理本身不是最终目的,它是传达人民的需求与愿望,并保证这些需求和愿望能够通过国家控制反映出来。长期以来,行政管理学界高扬效率、忽视伦理的主题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公共行政管理从产生时起就与某种伦理价值观相联系;公共行政管理的主要伦理规范有公益至上、有害不为、慎用权力、社会责任、平等竞争、增进信任。这些规范为公共行政管理奠定了伦理基础。     

社会生物学伦理观评介

威尔逊通过社会生物学的研究,指出动物的社会行为有其生物学的基础。他认为人类的利他主义伦理也同样有着生物学基础,从而提出了以生物行为科学解释伦理本质的伦理观。社会生物学伦理观,是一座联接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桥梁。当今时代,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生物学伦理观,对于完善伦理学的科学基础,对于如何恰当地开展社会伦理教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