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手机恐惧:我们为什么不能与手机分离?

无手机恐惧是一种由手机不在身边或无法使用手机所诱发的情境性焦虑。近年来,大量研究证实了无手机恐惧的普遍存在。相关理论从错失恐惧、手机依恋和自我扩展等视角解释了无手机恐惧发生的原因。综述以往的实证研究发现,无手机恐惧的发生会受到个体特征(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等)和手机使用行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无手机恐惧会对个体的认知与学业表现、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压力感、心理健康、生活方式和睡眠等多方面产生消极影响。未来研究应厘清和完善无手机恐惧的结构与测量工具,拓展无手机恐惧的研究方法与手段,进一步探讨无手机恐惧的影响因素、后效及作用机制,并加强对无手机恐惧的干预研究。     

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议书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要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要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面向生活世界的伦理人类学

一、在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论争的背后规范伦理学与德性伦理学的论争是当代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学术现象。规范伦理学以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为代表,德性伦理学以麦金太尔为代表,形成了观点相互对立的两大伦理学阵营。规范伦理学以哲学思辨的方法研究伦理问题,其研究领域主要是伦理的价值或道德的应然,期望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近亲属权利表达逻辑的伦理维度

婚姻家庭编是以关爱伦理为基点展开近亲属的个体权利规则。夫妻关爱伦理的实践内涵是“互爱互信”“恩爱相待”,法律内涵体现为“平等”“互爱”,强调以独立、平等的反分离的牵引力来实现夫妻之间的恩爱有常。亲子、“手足”、祖孙等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逻辑是基于“仁爱”之“爱”（单向的顺爱）和“仁爱”之“仁”（逆向的感恩的爱）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有序”的“爱”而展开的。实然层面,婚姻家庭编确以“和”为“航向标”指引着条文的修增,如为“恩爱有常”“仁爱有序”修增了正向规则、负向规则。应然层面,未来修法时还应当继续践行以“平等”为前提条件、以“爱”为内核要求、以“和”为目的要求的现代家庭伦理三原则,着重以关爱场域为“家庭”“家人”构建“优良家风建设”的主体要素,以“协力互助”为“恩爱有常”划定合理的“同居共财”界限,以“家顺人和”为其他近亲属“仁爱有序”添“砖”加“瓦”,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面融入。     

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开拓者——追思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先生

唐凯麟先生长期耕耘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等研究领域,他主编的“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丛书是其积极推进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唐凯麟先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来审视、挖掘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著书立说,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且影响深远的学术成果,原创性地建立了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相承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了学术智慧。唐凯麟先生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不屈不挠的毅力孜孜求索的结果,他不懈奋斗的经历与卓越的学术贡献对深化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教益与启迪。     

中国共产党人伦理精神百年演进的点、线、面

中国共产党人伦理精神的百年演进呈现出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特征,既表现为党在某一个阶段面对某一特定时代课题时的道德追求与精神风范,也表现为这些“精神坐标”串接起来所展示的完整图谱。考察中国共产党人的伦理精神,就要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既要考察作为整体和系统的伦理精神,也要考察一个个鲜明具体的“伦理精神”。厘清中国共产党人伦理精神百年演进的点、线、面,是纵向把握中国共产党人伦理精神演进轨迹的必然逻辑,也是横向理解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伦理精神展现形态的必然要求。     

论公民美德问题之难——兼序吴俊《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公民美德教育研究》

我们时代的问题确乎太多,但无论如何,公民美德都在最突出且难度较大的问题之列。这既有直接可感的或经验层面的现实理由,又有间接的或超验层面的理论理由,还有较具“中国特色”的道德文化理由。公民美德凸显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急迫课题,实际上也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公民美德问题已然较为严重,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重。相较于一般公共议题,公民美德显然更为敏感、更为复杂,因之更具争议性,其公共效应也更为复杂久远,此谓之公民美德问题之难。明乎公民美德问题之重之难,实际上也就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并探讨这一论题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此当所谓“问题意识”或“以问题为导向”的应有之义。     

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     

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情感技术迅猛发展,不断提升着机器模拟人类情感识别、表达与应答功能的能力。在便利生产生活的同时,人工智能情感加剧了情感生活的数据化、工具化、机械化,冲击着情感的私密性、真实性、体验感、意义感,衍生出情感隐私泄露、情感欺骗盛行、情感控制加剧和情感能力退化等伦理风险。这些伦理风险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驱动、情感算法自身的局限性、伦理观念的相对滞后与工具理性的泛滥。应对人工智能情感的伦理风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合理规制资本、推动科技向善。具体而言,应实行敏捷治理、健全伦理法规、深化人文反思。     

论人工智能伦理建构何以可能

主体性是进行独立价值判断以及伦理探讨的前提,也决定着人工智能及其伦理探讨的阀域。没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仍属于技术工具范畴,其伦理的探讨仍囿于种际伦理视域;拥有主体意识的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独立的价值判断,才能生成自身的道德规范。人工智能伦理的哲学思考以人工智能的主体性设定为基础,集中探讨人工智能伦理的理论前提、人工智能伦理的边界,以及建构人工智能伦理的可能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