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事的意义

经文:徒6:1-7;林后3:4-6;提前4:6 今日的中国教会,在上主的眷顾下,福音兴旺,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与挑战也越来越多,传道人信仰素质不高,教会不团结,各种纷争矛盾层出不穷……这使我想起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据使徒行传6章1节的记载,一方面“门徒增多”,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发怨言”, 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不一定是饭食管理上的问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宋明时期的北宗禅

北宗禅在唐末式微以后,并未绝迹江湖,在宋明一直绵延未绝。以玉泉寺为考察中心,检视《玉泉寺志》《补续高僧传》《新续高僧传四集》等史料,从中既可以梳理出北宗禅在宋明时期的发展谱系,亦可以呈现北宗禅的师承关系。就谱系而言,宋有慕容,元有钟山,明有广鏔、常镇以及满秀、无迹、了凡等诸僧,这些高僧都是北宗禅谱系上的重要环节。以北宗禅谱系为基点,考察北宗禅诸僧的师承关系,可以看出宋明时期北宗禅门下依然徒众甚多,这种趋势在晚明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并一直延续到清初。北宗禅在宋明时期的发展,以讲经、著述并重为基础,既有自身愿力,亦有王室资助,既将净土法门纳入修行之中,亦将戒律融进禅修之内。     

《周易程氏传》对“位”与“时中”的诠释——从易学、理学与政治思想相结合的角度看

"位"与"时"都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范畴,为历朝历代的易学家、儒者们所诠释。程颐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将天理学说引入到易学诠释之中,将爻位与儒家时中的政治理念紧密结合,从宇宙本体的高度,将"时"、"中"视为天理在《周易》中的具体展现,希望所处不同之"位"的社会个体,尤其是君臣,在任何具体的情境中,都要遵循天理,时刻保持"中德"。程颐此解无疑强化了其易学的伦理政治性,为后代的易学诠释提供了新的方向。     

略论五代北宋时期的五台山佛教

五代北宋时期的五台山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此重要的课题未能全面而深入地加以探讨和研究。本人不揣学识浅陋,仅就五台山成为当时佛教圣地的原因、五台山佛教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一自北朝以来。     

传道人要认真负责地讲好每一篇道

一棵树因为阳光雨露才会更加生机勃勃,高大挺拔,才会健康成长,直至根深叶茂。而优秀的讲章就好像阳光雨露,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深深扎根,茁壮成长,四季常青。     

教你传好神的“道”——《实用宣道法初探》读后

很多人衡量一个传道人的重要标准就是看他的道讲得如何，传道人也常常以将上帝的道传讲得好视为侍奉中的重中之重。但现实中却仍有很多人讲了多年的道却不知如何有效地预备讲章，有一些神学生读了几年神学却仍不知如何才能把道讲得通俗易懂，让神的话真正进入信徒的心中。     

复活之主赐给基督徒的三样宝贝

经文:约20:19—31 每年的复活节,教会的传道人都会传讲“基督复活”的信息,似乎只有在复活节,我们才想到“基督复活了”;只有在复活节,我们才唱有关基督复活的赞美诗,我想这是很不够的。早在使徒时代的教会, 使徒宣道的核心问题就是见证基督的复活。使徒保罗在他致哥林多教     

戴钧衡之学术渊源及其《书传补商》之特色

戴钧衡承袭了乃师方东树的学术思想,尊崇宋学,强调经世致用。其所著《书传补商》一书,宗主程朱,推尊《蔡传》,重视对《尚书》中义理的阐发,可谓桐城派治经的一大代表作。戴氏解经,特别强调反复玩味经文,并以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为佐证。戴氏以此方法辨析疑义,阐明新说,形成了鲜明的治经风格。     

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

两汉时期 ,经学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经今古文学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尖锐。《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 ,反映出特定的政治内涵 ,简言之 :西汉时期 ,政治更多地依赖于经学 ;而东汉时期 ,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二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     

传什么与谁来传：对朱子“道统论”的两点辨难

学界围绕朱子“道统论”的争论集中在两点上：第一点争论是“道统”内容上的“传什么”之争。朱子提出“道统论”的目的在于凝定儒学主题，他区分了前贤对于“传什么”的“创立者”与“传述者”之不同，认为“创立者”决定“传什么”的内涵，而“传述者”则在“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而传播之。“传什么”的创立遵循“继天立极”原则，“传什么”则紧扣理学的主题。第二点争论是“道统”的传承谱系之争，焦点在于周敦颐是否可入道统谱系。“道统论”这两点争论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概言之，朱子有意将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但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来坐实其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