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之间:儒家传统与曾国藩早期的修身实践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的理学修身,往往被认为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础。但本文通过对曾国藩手书日记的仔细分析,发现这一时期修身日课的最大特征在于对"心"的无限苛责,结果导致曾国藩在心理与身体上的极大压力并引发重病。病后,曾国藩改换了修身方式,才进入了学术与事功的新状态。同时,这一修身方式变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曾国藩个人,更开启了中国儒学传统在近代的新变化。     

儒学精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精髓,汲取儒学的智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儒学当代价值;继承儒学核心思想,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承袭儒学重德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传播儒学和谐理念,塑造良好国际形象;汲取儒学教化方法,充分体现知行统一;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引领儒学研究风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基于关系契约论的视角

契约精神在古代中国广泛存在,约束着社会中的各种关系,维持着社会的平衡与稳定。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的契约精神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礼的文化属性:契约精神的价值取向与个人的价值取向具有互通性;契约的互惠性表现为从利己到利他的变迁且贯穿于从个人、家庭、宗族、国家的形成及维持的整个过程中;契约精神中道德约束与利益约束并存。唤醒现代人内化在心底的文化基因,恢复人们尊重自身优秀文化传统,敬畏中华文明的心理,是此研究的出发点及最终目的。     

从“器以载道”看当代漆器产品的创新与发展

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造物艺术思想。用漆器之器载文化之道也成为了漆器制作的核心理念。考察分析漆器的工艺特性和生存现状,以及传统的道器观内涵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新的变化,对我们找到适合当代漆器产品设计的创新方式和发展方向是大有裨益的。     

道德修养与压力应对:传统儒家应对观及其现代意义

传统儒家应对观包含了压力源、应对资源和应对方式三个部分。首先,儒家认为压力的来源就是道德方面的缺陷;而儒家的应对资源是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理想人格;儒家对压力的认知和应对也充满了道德因素。纵观儒家压力应对的全过程,儒家既注重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又注重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传统儒家应对观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既可以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还能提高个人完成目标、克服困难的动机,也给予个体更多的自我调节的方法。     

季风：以书弘法，贯通传统与当下

“我记得小时候,曾经有邻居问我们家借了钱,借了不还,差点产生邻里矛盾,祖母信佛,她就轻轻的一句话,她说：‘就当布施了。’这个细节对我影响很大。”     

“见性威佛”的法门与中国音乐的“韵”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风格发展上,能看到禅宗的大量影响。禅宗强调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以单声音乐为主的中国音乐讲究“韵”、讲究“韵味”、讲究“羚羊挂角”,空灵淡雅的风格形成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大都是从西域传来的燕乐,在唐代就像今天的流行歌一样曾风靡了社会各个层面。     

“婚姻新十诫”

正旧约时代,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了十条诫命。十诫是以色列人与神、与人、与物等的根本关系准则。后世无论是以色列的613条律法以及摩西五经中留下的诸多戒律,还是犹太人的《塔木德》,都是建立在摩西十诫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摩西十诫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与卓越的根本。健康的生活与关系一定是建立在正确的关系原则之上的,根据摩西十诫的原则,也借鉴了教会中先人的启发,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夫妻亲密关系的秘诀,我们规划出夫妻十诫:     

恶灵之爱与弥赛亚的背叛——对S.昂斯基戏剧《恶灵,或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一种托寓式解读

本文对意第绪语作家S.昂斯基于1913年创作的戏剧《恶灵,或介于两个世界之间》从托寓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作者在这部剧作中植入了完整的17世纪沙巴特运动的框架,意在曲折说明其同时代犹太人的信仰与17世纪犹太人对假弥赛亚的信仰类似,二者皆不能把他们从现世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同时,通过传统的内容与戏剧这种象征现代性的艺术形式的结合,作者表达了他对现代世界中留存的传统犹太宗教和生活的复杂态度。     

“我”只在作品中呈现:保罗·克利的绘画和理论

在20世纪所有的艺术家中,保罗·克利是一位让人敬畏又有距离感的绘画高手和理论大家,是一座让人仰止的高山。当今是一个图像泛滥的年代,绘画何为?他这句艺术并不是呈现可见的东西,而是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可为一剂良药,克利是把绝对精神性的领悟放在首位,以时间凝聚获得张力,从内心深处和自然深处开始是克利绘画与理论的出发点,克利在生前始终在寻找他自己理论的高度,尽可能地把它运用到艺术创作或者再思考之中,他的新形式每一次曲折变化总是伴随着一次色彩的变化,而每一次色彩的变化又导致一种绘画形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