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全球伦理

在提高公众的科学意识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我们需要探讨现代科学的三个方面：（1）科学提供了一种世界观：我们称之为“科学自然主义”。（2）科学以客观的探索方法为基础,这就是“方法论自然主义”。（3）科技需要在社会的伦理问题中得以运用,这被称为“伦理自然主义”。从根本上来说,科学寻求解释现象的自然原因,通过最佳的科学佐证方法提出假设和理论。这就是它为什么能检验和批判对超常主张和对超自然主义的神秘诉求的原因所在。把科学应用到伦理学在今天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需要向大众传达对科学世界观的理解、对批判性思维的坚持、以及现今对全球伦理学的呼吁。全球伦理学试图发展一套全球适用的、全人类共享的伦理价值。它对地球和环境的保护以及全人类要承担的义务具有特别的意义。     

伦理与道德之间－以“道理”说文为视角

“道”、“理”二字使道理、道德和伦理三个不同的基本范畴的关系变得耐人寻味,“道”与“理”合一相成即“道理”,道理和道德以“道”为“同源”,道理和伦理以“理”为“同源”,道德和伦理分有“道理”的“养分”,二者“同源共生异长”,长成各自独特的内涵,成为伦理学中两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     

科技伦理教育:医学研究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汇的契机

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体现于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中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理性精神、实证精神、求真精神、批判精神构成了科学精神的核心内涵。与科学精神形成对比,人文精神是在人文认识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态度。其核心是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类的无限关怀。“人文精神是医学科学的旗帜,……面对现代社会医学与人文的冲突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必须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重新找回医学与人文亲和的‘蜜月’,建立两者之间和谐融合、共生互动的关系,让医学科学朝着人类希望的方向发展。”培养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医学研究生是21世纪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     

儒家伦理"普世化"之反思

近年来,儒家伦理"普世化"的主张应运而生并得到了理论界的积极响应。然而,不论是在世界意义或本土意义上把儒家伦理直接发展成为普遍伦理,还是让其作为一种伦理资源参与普世伦理的建构,儒家伦理"普世化"都不能真正使儒家伦理再现昔日的辉煌。在当代全球性文化危机和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背景下,只有在冷静、客观地分析儒家伦理对当今及未来现代化进程的正负面效力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做好文化治疗和创建工作,才是当前弘扬儒家伦理文化应该采取的姿态。     

人类性行为的伦理"真、善、美"

人类既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因此,人类的性行为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要求.这些要求表现为人类性行为的"伦理真"、"伦理善"和"伦理美".     

制度伦理与社会转型期的医德建设

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元价值观的形成,各种伦理价值观念之间发生了冲突,医疗道德失范现象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制度伦理对道德建设起着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以制度伦理建设为契机,并辅以正确的激励手段等,可以让医务人员树立正确的道德理念,引导和强化医务人员的价值选择和行为规范,重塑良好医德医风。     

伦理理性的张力及其限度

近代以来人类理性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是:社会越向前发展、文明越向前推进,伦理理性便越是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尊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伦理理性可以无边界地肆意驰骋,相反,伦理理性的张力是有限度的。这既体现于人类理性内在机制中工具理性对它的约束和牵制,也体现于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的内在逻辑建构。研究和探讨伦理理性的张力及其限度,不仅有助于矫正工具理性的偏执以弥补单纯经济增长主义的缺憾,尤其有助于防止价值理性的过度张扬以避免唯价值论和纯道德批判的悬空设置。     

转型时期我国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的制度化缺失与建构方略

作为公务员职业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职业伦理规范总和的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为公务员“依法、廉洁、高效、公正”行政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在经济转型、文化冲突、矛盾突显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行政生态环境下,公务员职业伦理精神面临制度伦理价值沦丧、制度困境、制度界定模糊、制度伪适应症等制度化缺失问题,我们要从“职业化”、“法制化”、“政治化”、“组织化”和“现代化”等五方面提出公务员职业伦理精制度化建构方略。     

人类胚胎的道德地位

胚胎干细胞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干细胞来源的伦理争论,提出了如何看待"胚胎道德地位"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有三种观点,它们分别从生物性、理性功能以及人的潜能性来界定胚胎的道德地位。通过对三种观点的分析,本文强调坚持人的尊严原则,是推动新兴生物技术发展的核心和归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介伦理的研究及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学者们重点研究了传媒伦理的基本理论、实践中的问题与冲突、以及提高传媒伦理建设水平的措施等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就媒介伦理的功能、媒介伦理与和谐社会建构、媒介伦理的研究历史作了尝试性的探讨。但也应该看到较之医学伦理等其他分支伦理学的研究,媒介伦理学的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诸多的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