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精神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驱动力--评《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

自从马克思·韦伯提出儒家文化无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以来 ,人们对儒家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看法一波三折 :本世纪初至 70年代 ,韦伯的这一观点风行一时 ,占据主导地位。 70年代末 ,儒家文化圈的经济腾飞使中外学者开始怀疑韦伯的观点 ;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亚地区 ,又有人将其原因归咎于亚洲价值观。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究竟如何 ?这已成为我们常讲常新 ,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难题。马涛博士以新著《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 (复旦大学出版社 ,2 0 0 0年 3月 )对此作出了出色的回答。全书凡 2 2万字 ,切为 1 1章 ,分上下两篇 ,上篇为“…     

人格同一性问题的还原论进路

作为最古老的哲学思考之一,尽管人们通常习惯于对人格同一性问题采用第三人称外部标准,或者持有宗教信念的人对其探讨也暗中预设一个不可还原论的"灵魂"。从而使问题变得无可辩驳。然而,由洛克奠定的第一人称记忆标准,经由巴特勒、雷德、休谟,直到以威廉姆斯和帕菲特为代表的当代分析哲学家的还原论进路,实际上构成了西方哲学家对该问题讨论的主流。这一进路在帕菲特那里达成了对人格同一性的问题消解,而它的背后却蕴含着旨在批判古典利已主义的目的论导向。本文工作仅限于按照还原论的内在逻辑来勾勒出这一进路的演进及其争论的内在关联。     

论休谟思想中的无神论倾向

休谟虽然没有明确否认神或上帝的存在，但他在人学研究的基础上，不仅试图消除传统宗教在世界观、道德观和现实活动中的影响，而且在悬置上帝信仰的同时将其根基还原到人性上，并对传统宗教在现实层面上产生的危害展开了深入批判，因此休谟的思想中潜藏着无神论倾向。与后来的法国无神论相比，尽管休谟的无神论倾向因为带有保守性而在立场上偏弱，但他的这些思想在西方无神论发展史上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并且对于当今学界深入探讨无神论概念内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主语人称问题

把休谟难题解读为“能否从‘是’中推出'应该'”忽视了休谟难题中“新关系”的重要地位,是把该难题片面化为其第二层涵义的结果.“新关系”是休谟难题中的第一层涵义,是正确解读其第二层涵义的基础.“新关系”必然是一个陈述式道德命题,它的主语人称是第一人称“我”.道德调节功能的本质属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必然性.陈述式道德命题自身的人称特性给“新关系”主语人称确定为第一人称提供可能性.在全面解读“新关系”的基础上,休谟难题的准确表述就是“能否从‘是’中推出‘我应该’”这种形式.     

形式逻辑学专栏:编者导语

<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形式逻辑学方向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在一些领域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青年学者对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专栏收录了三篇形式逻辑学方向的论文。三篇论文的主要作者都是近几年来表现突出的我国青年逻辑学家。来自西南大学马明辉的论文"The disjuction property of some propositional logics"延续了他一贯的技术化风格。论文讨论了正规命题逻辑的析取性质。     

简析休谟的自由观

休谟关于自由有三种表述:自发自由、中立自由和自由.其中,自发自由就是自由,两者都与强制对立,与必然一致,而中立自由则是必然的缺无.他采取相容论立场,认为一个行动既是有原因的,又是自由的,一方面通过批驳中立自由巩固心理决定论,另一方面通过反驳彻底决定论在宗教上的运用以巩固自由学说,最终让心理决定论和自由学说一起为责任奠基.然而,他所肯定的不受强制反而模糊了自由的含义,并且,他的调和策略由于避开了相容论的关键问题,因而也值得商榷.这一切都源于他的经验论立场.     

“电车难题”新探——基于一种理由面向的实验法

根据对电车难题的主流问卷调查结果，大多数人在电车案例和天桥案例中会作出不同选择，传统的哲学理论皆基于这一前提构造解释。笔者所做的一项新的调查问卷则显示，中国大学生群体的选择发生了显著改变。对发生改变的群体的抽样访谈进一步表明，他们主要持有三个观点：个体责任观点、社会规范观点、运气决定观点。传统哲学理论既不能解释这种新现象，也无法容纳这些新观点。因此，规范性理论的建构应当充分参考经验观察，实验伦理学则应当侧重于“对规范问题的描述性研究”。为了实现这个研究方略，笔者亦对实验伦理学的方法作出了改进。     

哲学的方法论

真理判断的猜测 哲学家执行他们的使命一般是通过一种最好被刻画为理性的猜测(rational conjec-ture)的方法,来理解关于我们自身、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的事物系统中的位置这样一些传统的“大问题”(big questions)。猜测的引入是因这些问题最急迫地产生于合用的信     

人工智能必须考虑风土性因素——以“电车难题”为母题

对于与自动驾驶有关的伦理学规范的讨论，往往以“电车难题”为母题。不过，西方学界处理电车难题的思路，主要就是在义务论思想与功利论思想之间打转，而这种视野上的局限性也影响了西方人工智能专家开发用以处理道德两难的自动推理系统的思路。而在上述处理进路中被普遍忽视的，便是“风土性因素”在紧急避险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些因素的存在，已经得到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在这里，“风土性因素”可以被理解为在特定文化与地理场域中具有特定特征的司机关于如何进行紧急避险的缄默习惯。从立法角度看，未来可能出现的针对全自动驾驶系统的法律法规，应当在合适的尺度上容纳上述“风土性因素”,以便降低可能的执法成本。而这一诉求自然就会倒逼今天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者对我国各地区司机所默认的紧急避险原则进行系统的调研与统计。而从技术角度看，要在为自动驾驶技术匹配的人工智能系统中以某种足够灵活的方式实现“风土性”原则，我们就需要对现有的基于符号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的主流技术路径进行大胆挑战。     

知识的价值难题及基于“淹没论证”的解决路径

知识的价值难题是近20来年英美哲学的核心论题。一般认为,知识的价值高于真信念的价值。而扎格泽博斯基则主张,一旦真信念在场,可靠主义所主张的可靠过程的价值就被"真"的价值所淹没,使得知识的价值不会超过真信念。为了应对这一"价值难题",普理查德将其范围从可靠主义扩大到任何将真信念视为知识构成要素的知识理论,由此提出了"淹没论证"。本文在该论证的基础上,通过重新区分知识价值、辨识认识价值的真一元论假设等,进一步探究破解"价值难题"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