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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四个难题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实施可持续发展,面对四个难题:一是用明晰产权保持生态环境时遇到的技术难题,二是用科学技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遇到的理性难题;三是克制人们的物质欲望时遇到的人性难题;四是全球合作时遇到的政治难题,提出以上难题并非否定可持续发展,相反,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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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实践哲学中的道德归责难题,因《纯粹理性批判》对自由的先验规定而生,又因《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对意志自由与道德法则的关系所作的同构性解释而尖锐化。康德通过区分感性世界(现象)和理智世界(物自体),将行为的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理性品格,将行为的非道德性关联于行为者的感性品格,非但不能解决道德归责难题,反倒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理论困境:自由实际上成为一个空洞的先验概念。这迫使康德转换视阈,从行动者的实践能力角度重新诠释自由问题。自由被解释为道德实践者自愿选择服从或不服从道德法则的一种意志行动,它与道德性并不能相互化约。因此,自由既联系着善行,也联系着恶行。不道德的恶行同样可以是行动者基于意志之独立的自我规定而作出的自由抉断。如此一来,人不仅要对善的行为负责,也必然要为恶的行为负责。康德由此揭示出意志与道德法则通过自由选择所形成的条件性联结,道德行动者的自由选择就是一种为去恶迁善而进行的斗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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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琼豪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28(12):10-12
器官移植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器官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中意义重大,但其在实践中面临着缺乏明确的伦理原则和沟通技巧、对需要审查内容的理解不深刻等难题,这影响了其伦理使命的充分实现。为此,伦理审查委员会必须制定明确的伦理原则、深入理解需审查的内容、在伦理学知识、行动纲领和沟通技巧方面对其成员进行培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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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阐述了康德伦理学的人学起点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指出世界公民的预设揭示出康德需要论证之人的社会历史底蕴 ;启蒙之人的假定则揭示出他需要论证之人的现实特性。其次 ,分析了康德“人为自己立法”的道德人学的基本座架是文明的、社会的理性自由公民 ,道德立法服务于“人之重造”这一现代理论。在康德强调的道德命令 (可概括为“善良意志”、“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中“人是目的”是中心 ,是出发点。再次 ,透析了康德伦理学起点上引发的现代性基本难题 ,启发人们必须从生活的整体或实践的总体性中去思考和把握当代人的概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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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共和主义认为,“共和”的必要前提是积极的公民美德,而商业是腐化公民美德的重要力量,从而使公民自由变得不可能.因此,摆在近代政治思想家面前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商业社会背景下,共和政治是如何可能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休谟的政治思想可以被看成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他对商业社会的道德辩护以及对“派系”与“联邦大共和国”思想等理念的阐发,使他成为共和主义思想传统中不可忽视的思想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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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引论自休谟以来,特别是在科学哲学的演进中,自然律理论与因果理论从来是不可分离的。相比而言,自然律理论具有某种优先地位。因为按照休谟的广为接受的论证,人类的知觉经验并不能直接辩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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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了卡普兰、弗雷格和刘易斯等人的观点,对第一人称代词“我”分别从语义学刻画、自我概念以及它在信念、命题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做了深入分析.本文首先讨论了卡普兰等人关于“我”的语义学观点.对“我”的语义学说明的困难在于:“我”确定指称的方式似乎因人而异,每个人在使用“我”时都有其特殊的指称方式;即使如此,人们仍然能够相互交流和理解.作者同意卡普兰的观点:要通过描述“我”的使用方法而非寻找弗雷格式的涵义来刻画“我”的语义.人们使用“我”时都依赖于一个先在的自我概念.作者随后考察了笛卡尔、休谟等人关于“自我”的观点,批评笛卡尔的“主体”理解会导致唯我论和循环,而休谟的“漂浮”的“自我”则根本无法理解.作者赞同笛卡尔关于“我”是思想主体和身体共同构成的统一实体的观点.作者还批评了安斯康姆将“我”等同于笛卡尔式自我而“我”并非指称性表达式的观点,指出她无法解释为何可对包含“我”的句子做存在概括.随后,作者考察了刘易斯对“命题”、“可能世界”以及“自我”等的理解,指出:虽然在刘易斯和他之间有明显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每个可能世界是唯一的,且都把其中一个可能世界视为现实世界,但在哪个可能世界是现实世界上却发生分歧.文章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握“自我”,这种认识方式比任何纯粹的语言学描述更基本,它是我们使用第一人称的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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