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镜像、透视及其规避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同时也引起了一定的伦理风险问题,诸如技术伦理风险、社会伦理风险和人类生存伦理风险等。这些伦理风险的背后是主体规范缺失和角色失准、情境变化中矛盾展现、人类关于实践意义认知差异和原则淡化、伦理形态的嬗变与重构等因素。规避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风险,须坚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最高伦理规范,在全面深化基本原则遵循的基础上,推进伦理制度建设和新型人机关系建构,不断提升人类应对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的伦理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特色集体协商的和合伦理基础及权利设计

中国特色集体协商中的协商目标协调、协商行为配合、协商收益均衡,分别基于和合伦理中和合共生、和善诚信、和衷共济的伦理秩序。目前集体协商立法中,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政府介入请求权、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的权利体系,维系了和合伦理秩序,而与西方集体谈判中团结权、集体谈判权、集体行动权的权利体系相区别,彰显了中国特色。在和合伦理基础之上的集体协商,还应进一步完善政府介入请求权,细化协商团体形成权、集体协商权,保障集体合同草案决议权,推动协商双方对伦理规则的内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的伦理意蕴 ——以德法相济的运行为视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重新阐释了人类道德价值的内容、形式与机制。从伦理内容创新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为传统德主刑辅思想注入新的伦理思想,刷新了“德”与“法”的内涵与外延;从伦理思维范式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实现了德与法的深度融合;从伦理运行机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确立了将伦理价值与法律价值相结合的评价机制,激活了“德治”软实力与“法治”硬实力共同发力的动力机制。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意蕴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内蕴伦理意涵、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伦理共同体。把人类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生命健康权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主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是加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合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也是体现和彰显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价值共赢的伦理原则。作为建设健康世界和保护人类共同地球家园的根本大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内蕴和贯穿着对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以及生态利益与生态责任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是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态安全一体化的伦理方案。     

论社会保障的伦理属性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保障都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社会保障的伦理属性十分鲜明、丰富。从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与进步看,社会保障本身就具有伦理性。社会保障思想、理论与制度实践也表明,社会保障拥有明确的伦理性,突出表现在社会保障起源具有伦理的特性、社会保障与伦理道德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遵循基本伦理原则、社会保障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共同构成了社会保障的基本伦理属性。     

论“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

“伦理”话语及其传统是“活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其深刻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伦理”话语及其传统的核心范式在于“伦理地思考”,在考察“伦理”话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中,必然走向“伦理地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其要义包含了三维结构：从“实体性”出发的“伦”意识,“在一起”的“理”智慧,以及居“伦”由“理”的伦理情怀。值此之故,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从“伦”出发而辩证复归于“伦理实体”的精神之旅,成为弥合“分裂的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以“伦理”为标识区别于其他现代化形态。     

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实践困境——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伦理学的反思性讨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被称为“本原伦理学”,它关注人类整体伦理生活的 形而上根据,似乎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及个体行动的道德根据等伦理论题不以为意 。然而,由此得出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伦理学完全不关注伦理行动者的个体实践,或者直 接断定伽达默尔拒绝将伦理意涵赋予“孤独的个体存在”,不仅失之于简单粗暴,亦缺乏一 种对伽达默尔伦理思想进行辩证综合考量的复杂性思维以及对之进行更为细致理解的理智耐 心。至少我们在伽达默尔的短文《科学与公众》中看到了一种例外。在这篇短文中,伽达默 尔通过分析技术化时代科学的话语霸权及其控制效应,揭示了现代权力格局下学者自主性研 究缺失的现象,以及由此造成的学者个体行动的伦理困境。伽达默尔将这种伦理困境归咎于 现 代规范伦理学,指责规范伦理学用普遍规则规训个体行动,在行动理由问题上饰智矜愚,不 了解活生生的日常经验作为行动理由更具有原初的本根性。为此,伽达默尔要求接榫亚里士 多德实践智慧与诠释学以拔丁抽楔,走出规范伦理学迷津,超克技术化时代个体行动的伦理 困境。     

形式、目的和强制——康德划分法哲学和伦理学的根据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认为,义务的根据不在于行为的目的而只在于其 准则的普遍性形式,但他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又认为,行为准则的普遍性形式只是法权 义务的根据,而伦理义务中的德性义务的根据不仅包含行为准则的形式,还包含行为的质料 ,即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两部著作并不矛盾,因为义务的不同根据处于康德义务体系从抽 象 到具体的不同层次。行为准则的形式性条件是定义一般义务的充要根据,同时也是确定法权 义务是义务的充要根据,因为法权义务取决于保障外在自由的彼此共存的普遍形式。形式性 条件也是规定伦理义务中的德性义务是义务的充要根据,但在此之上还需要附加上质料性条 件以便将之与法权义务区分开来,因为履行德性义务的强制的唯一来源是自我强制,而这种 强制预设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重构教师伦理:内容、路径及环境

形塑新时期教师伦理的必要性决定于当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其可能性 则在于美德的养成和规范的完善。在现代性语境下,交换的普遍化、交往的广泛性、利益 的多样化、冲突的持续性,要求新时期的教师要有更高层次的道德追求和更加全面的德性 结构。应该从社会进步、个人发展、民族命运的高度正视和重视新时期教师伦理的提升和 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