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国家对外权力行为——国际法和国际道德规范

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是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暴行的激愤中产生的。随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开设的“中国对策与选择”栏目,围绕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专家与大众都积极参与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伦理向度及价值意蕴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蕴含着以善为终极目标的伦理精神。从个人伦理的维度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个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自尊自信的个人心态、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从社会伦理文化的维度来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最高要求是真善美,需要高雅清新的文化氛围、公平竞争的社会规则、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尊重他人的社会观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反映了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多个层面的价值诉求,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伦理的经济意义新论

讨论效率的经济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伦理的工具价值 ,而应当将伦理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两者结合起来。伦理本身也是一种效率 ,同样是企业值得欲求的目标 ,只有这样 ,才能有助于一种综合效率的提升。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初论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核心内容是对营利和私有产权的价值合理性的否定,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近代(演变)可界定为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反传统衍变;其现代(演变)则是“五四”之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相互交锋、消长、排斥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近代演变的实质是为资本活动方式或资本的利益寻求工具价值和伦理合理性的过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近代演变最终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伦理价值合理性。     

企业伦理:意涵及其功能

企业伦理从日常伦理衍生而来,但也具有自身的场域逻辑;企业伦理主要涵括企业之于社会系统的责任伦理和企业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职业伦理;企业伦理的功能渐次演绎为“约束效用”、“工具效用”以及“价值效用”;在一定情境下,企业伦理与其组织功效、经济绩效其实还存在着一种“兼容性”。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意蕴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内蕴伦理意涵、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的伦理共同体。把人类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尊重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生命健康权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主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核心是加强全球卫生健康治理合作。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和原则,也是体现和彰显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价值共赢的伦理原则。作为建设健康世界和保护人类共同地球家园的根本大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内蕴和贯穿着对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以及生态利益与生态责任辩证统一关系的理解,是人类生命健康与生态安全一体化的伦理方案。     

伦理叙事激发情感共鸣的机理探究

通过伦理叙事实现情感共鸣,是古今中外普遍认同的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伦理叙事发挥德育功能的根本原因在于,言说者以经验世界的范例激发了听讲者的情感共鸣。但是,伦理叙事激发情感共鸣的机理需要科学的揭示:为什么事实叙述可以激起主体之间的情感性反应和价值性回应。伦理叙事是在情景创设这一场域下,对受教育者进行价值引导,促进生命主体形成内在的伦理体验。伦理叙事产生情感共鸣的机理是:"塑形""传神""会意"的三维联动,即由情景创设形成情感共鸣之场域共振,叙事者的价值引导回应主体情感共鸣的内隐诉求,主体间隙的内在伦理体验形成情感共鸣的主观检视。     

约纳斯责任伦理的定位及其意义——基于《技术、医学与伦理学》的分析

在《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中,约纳斯将其伦理学第一原则——责任原理运用到现代技术,尤其是运用到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力求对现代技术做出哲学批判和伦理学评估。这些运用的精神内核囊括了三点:对现代技术的本体论考察,技术必须接受伦理学的评估;对传统德性观的扬弃,德性应从个人实践转向公共领域;对价值中立问题的深刻检视,科技根本关涉着道德判断。责任伦理的性质和意义通过约纳斯的分析得以彰显:它既是本体论的,也是应用着的。约纳斯对现代技术的深刻反思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的现代价值转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儒家德治思想与治理逻辑有着内在共通之处。儒家倡导的民本、官德、家风、中庸等思想,借助于适宜的转换路径,对当代治理体系的构建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传统观点往往将儒家德治主义局限在对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提出要求,忽略了儒家德治主义的核心是以统治者为表率,进而促进天下百姓的道德修炼。     

复合后果主义与行善的限度

为了应对道德的严苛性批判并提供合理的行善要求,复合后果主义区分了道德问题所属的领域,并限制了道德规则的应用范围。但是,当我们运用复合后果主义解决道德问题时,将面临道德跨领域冲突的挑战,这种冲突揭示了复合后果主义因缺少对多元价值的讨论所导致的理论困境。基于个人视角的偏倚性理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具有规范性的行动理由,这种规范性为个人的慈善行为施加了限制,修正了复合后果主义的行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