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传统文化载荷对品牌地位的影响——来自青年消费群体的证据

4项行为实验与1项脑成像实验一致证实,增加产品的传统文化载荷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产品品牌地位的感知评价。赋予产品更多的传统文化内涵能够激活消费者的社会认知脑区以及奖赏脑区,提升消费者的社会价值感知,进而影响其对产品品牌的地位感知评价。产品类型调节产品传统文化载荷对品牌地位的影响,传统文化载荷对品牌地位的赋能作用更适用于实用型产品,对享乐型产品品牌地位感知的影响并不明显。该研究发现拓展了文化营销的研究范畴,并揭示了中华传统文化赋能品牌地位的认知神经机制,同时对实用型产品生产企业如何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实现品牌地位管理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价值哲学视域中的算法歧视与社会公正

算法是以数据为基础资源,以解决问题、完成任务为目标导向的策略机制和运行程序,是人工智能的“中枢神经”和“灵魂”,它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在通过机器学习之类技术采集、存储、分析数据,进而进行自动化决策时,算法设计、编写的主体立场,支撑和训练算法的数据的来源和准确性,算法内蕴的价值负荷和价值选择,特定价值主体基于算法的行为倾向性,以及智能系统的自主评价和决策,都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算法歧视,影响社会公正的实现。相较人们熟悉的社会歧视现象,算法歧视更加广泛、多元,更加精准、有针对性,也更加隐蔽、“巧妙”。只有在社会智能化进程中,确立全体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将公正价值观“内嵌”到智能算法之中,并建立动态的评价、监督机制,才能对算法歧视进行必要的规制,重构智能时代公正的社会秩序。     

圣人家风的异同及其当代价值——以孔、颜、曾、孟为中心

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是我国古代社会公认、又经中央政府封立的圣人,他们创造和培育的圣人家风无疑是传统社会家风的典范。孔、颜、曾、孟四氏圣人家风有诸多共同性,主要表现为：皆以平民家庭为基础,以家教为成因,以家学为支撑,以修德讲学为范式。同时,四者又有所不同,表现出某些差异性。两千多年来国人无不闻圣人家风而悦之,迄今仍具有普遍适用的示范性指导价值。圣人家风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范式指导价值、路径启示价值和传承示范价值。     

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记忆与遗忘：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的内在张力

记忆与遗忘构成了宋明理学道德修养工夫论中的内在张力。理学家对道德本体之记忆与修养工夫之遗忘的两层划分,有助于厘清其间的纠葛。本体记忆在经验层面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维度展现自身,并决定了经验层记忆内容的变异。由于经验中包括记忆在内的体验活动具有指向性(指向时间中的外物)、属我性(归属于自我)等特征,理学家在讨论遗忘工夫时,从“忘我”和“忘物”两个向度展开。他们通过解构经验层的自我和将道德自觉提升到前反思的直觉状态两种方式,获得“遗忘”的直接性,又通过对道德习性的培养获得本体记忆的道德主宰性,从而巧妙地解决了道德意识直接性与清晰性(主宰性)的冲突。     

场景理论在老旧社区适老化更新中的在地应用——以兴隆路街道平安路社区为例

从场景理论与老旧社区适老化建设的基本概述和关联性原则入手,以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兴隆路街道平安路社区第三网格居民生活空间为例,探索老旧社区适老化设计策略,提出场景理论下的戏剧性与真实性策略,以期基于此,重新审视老旧社区规划,重塑空间符号,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培养老旧社区更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适老化的社区公共精神与社区文化精神,真正提升老旧社区活力。     

《老子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论析

本文考证和辨析了《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五性”指“精、神、聪、明、音声”五者,具体指精气、五藏神及人的听、视、言等感官能力。“六情”指构成人身体的“形、骸、骨、肉、血、脉”六种情实,引申指人身的六种情欲。从内容看,《河上公章句》的“五性六情”说与《白虎通·情性》的“五性六情”说不同。在《白虎通》中,“五性”指“仁、义、礼、智、信”,而“六情”指“喜、怒、哀、乐、爱、恶”。《河上公章句》又认为“五性”属阳,是人能够实现“长生久寿”之生命目的的必要条件,“六情”属阴,是人修道养生的消极障碍,并主张“守五性,去六情”。《河上公章句》的性情说在思想上有所创新,它一方面在形式上继承了汉儒“性阳情阴”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将“性”与“情”转变到道家的养生说上来。     

儒学私德论的起源及意义——基于东亚视阈的考察

梁启超的公德私德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开启了近代以来关于公德和私德持续不断的学术讨论热潮。梁启超对公德和私德概念的使用是受到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影响,所以东亚视阈是理解其思想的一种有效补充。基于这一视阈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与日本早期公德私德论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以积极性和消极性作为区分公德和私德的重要标准,并在此标准下将儒学评价为消极性的私德,不过梁启超仍然重视儒学的消极性作用。从《论公德》到《论私德》,梁启超言论活动的重心虽然从公德转向私德,但是他的思想结构并没有变化,即始终是在消极性私德的意义上重视儒学的价值。     

新时代劳模精神的伦理阐释

新时代劳模精神是对新时代劳动模范的精神表征,不仅是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更是一种崇高理想信念在职业领域的践行和体现。新时代劳模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和自由自觉劳动的美德情怀,彰显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的道德情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道德意志,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道德境界,因而具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塑个人价值观、增益社会价值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时代价值。     

性与命--全真教中国化的根基北大核心SSCI

在唐宋变革的社会背景下,道教也迎来了新的局面,新教派的出现是道教应对这一巨大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全真教作为新教派之一,从建教伊始便坚持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并紧紧抓住中国精神传统中的核心--性命问题作为立教之本,这是道教能够不断适应社会的革新与发展,坚守住中国化基本方向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