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络病理论”质疑

据《中国中医药报》记者张东风的“新闻报道”(2005年8月31日第2版)所言,吴以岭氏在关于其“络病理论”的专著《络病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问世后,想要把它搞成教材推广到各中医药大学使用。但吴氏广泛宣传的所谓“络病理论”与现在公认的中、西医学理论都     

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兼论《周易》对中国文化诗性特质的贡献

从思维方式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解读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是一个新的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在以己度物、想象性类概念以及象形文字等诸多方面都与维柯等人所倡导的诗性智慧若合符契.而起源于远古文化观念的中国古代象征传统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诗性精神,<周易>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极为典范的意义.它确立了象征文化的东方传统、奠定了中国思维的基本范型、开创了"立象尽意"的审美传统、发明了"仰观俯察"的创造法则、开启了诗性言说的批评传统.     

灵修和性命双修——试比较基督宗教与道教内丹的内炼思想

本文认为,基督宗教凸显的是信仰和对教会的奉献;道教内丹则更多的关注人的生命内在体验层面.基督宗教灵修是以信仰耶稣基督为基础的宗教性修炼,以上帝为中心,灵修的目的旨在建立人与天主的关系,是以"爱"为纽带以团体的方式修行,其修行方式外在、被动,忽略了人的主动性地位.这跟道教内丹以人为中心的性命双修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 的主动修炼有很大差异.对命功的忽视使得基督宗教的灵修在理论上难以提升,在实践上可操作性不高.但事实上,在基督宗教那里,在人与上帝的共融中,很多类似道教内丹修炼的命功体验,可能自觉或不自觉的已经发生了.     

面对面和计算机群体决策在观点产生上的比较

以144名被试组成32个群体,通过实验室模拟实验,对群体规模、群体类型和交流方式等3个变量在观点产生的数量和质量等指标上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1）在所有实验条件下,CM（以计算机为中介的）决策群体都比FTF（面对面的）决策群体产生了更多数量的有效观点;CM名义群体比FTF名义群体产生了更多数量的有效观点。有效观点和创新观点产生的数量,主要受产生式障碍和评价恐怖的影响。（2）交流方式影响群体创新观点的数量,但对观点产生的深度和广度没有影响。群体规模和群体类型影响观点产生的深度和广度。名义群体比互动群体产生范围更广的观点。一般来说,名义群体比互动群体产生的观点深度高。匿名性和平行沟通是促进群体成员产生大量创新观点的主要原因。（3）相对于传统的FTF头脑风暴法,运用电子头脑风暴法的群体成员对自己或群体所产生的观点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信心不足。     

关于以德治国的几个问题

当代我国实施的以德治国需要正确认识传统德治思想的合理因素 ,同时又必须对传统德治思想作批判性的超越 ,意识到以德治国与传统德治的差别 ,并坚持走德法兼治的道路 ,加强官德、民德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道德的建设。     

港澳台 海外教会新闻

日本基督教协议会发表声明,抗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2002年4月23日,日本基督教协议会主席铃木丽子和总干事大津健一签署声明,强烈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4月21日参拜靖国神社。声明指出,     

关于PBL医学教育的若干认识

PBL教育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已被广泛使用.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PBL通过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等内源性学习动力促进学习,这也是人本主义教育所提倡的.鉴于不少医学院校仍使用LBL为主的教学法,利用PBL和LBL各自的优势将会成为一个趋势.这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能力和医学教育的效果.     

论熊十力易学的基本哲学路向

熊十力的易学基本思路是以乾元本心本体涵摄乾坤大用,又以本体本心统贯明心工夫.他以本心本体发轫哲学问题、构建哲学体系,并期待本体本心的自身呈现挽回人性的迷失,挺立民族价值.这种思路是典型的"以体摄用"的哲学路向.这种路向为他的理论形态建设提供了帮助,与此同时,也给他的思想体系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与不足.     

浅论中国画的形神关系

在绘画理论中,"形"和"神"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处理好"形"与"神"的关系,达到形神兼备的和谐状态,是中国传统绘画欣赏美学所提出的最高审美准则.古代美学家所倡导的由"写形"到"传神",进而又上升到"体道"的精神世界,就是从对象再现到主体表现再深入到生命体验的一个不断接近艺术本质的过程.     

论汉代的以律注经与法律儒家化——以《公羊传》何休注为切入点

东汉时期,以经注律之风大兴,经学开始渗透入法学领域,法学受到经学极大的影响。同时,亦有以律注经之现象发生并盛行。所谓以律注经,即援引汉代律令制度来解释儒家经书大义,何休即其代表人物之一,而其所注《公羊传》则为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性作品。实际上,汉代社会历来经律并重并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以经注律与以律注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两者分别推动了法律儒家化与经义法律化的进程,并共同促进了经律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