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本教育”体系下的合作学习小组建设研究——“福娃当家”实施方案

一、研究背景 在中小学的教育界掀起学习郭思乐的“生本教育”理念的课堂改革的浪潮中，怎样实现“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合作学习小组建设”，这无疑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六年级开展了“生本教育”体系下的合作学习小组建设的研究。     

以《玄》准《易》两乾坤——司马光、王安石易学精神之比较

北宋易学史上,司马光、王安石皆以扬雄之学为切入点,因<太玄经>而准<周易>,反映了儒学复兴进程中,中国学术转向"内在"的总需求.但是,二人尊扬之造次深浅、易学旨趣之远近,各有差异:温公治学,行贵于知,经由"<周易>-<太玄经>-<太玄注>"的思路,"心学"未见规模而"笔学"已成,"天人之论"未通而<资治通鉴>已大行于世,结果让易学做成了"涑水史学"的注脚.相反,"王学"建构,先知后行,力主回归原儒"乐天知命"、"天人合一"的易学精神,并经由"<周易>-<太玄经>-<孟子>"这一逻辑,贯通"五经"、"四书",为脱离佛道、重建心性道德之学,寻出了"内在性"的支撑.     

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礼法共治”，与西欧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教法共治”形成鲜明对照。唐以后六部的位次、古代各朝正史中“礼”“刑”类“书”“志”的次序、比例等，都是中国古代重“礼治”的表征。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宋代儒佛之辩中的“心”与“觉”

心性论是宋代儒佛之辩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鉴于程门后学中出现轻视形上本体，强调发挥心之知觉作用的思想倾向，与禅宗单讲觉、觉悟之心有相似之处，因而南宋儒佛之辩的重点转向了儒门内部的思想清理。     

彗木碰撞显神工

经文:创1:14—18,伯9:6—10 请切记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 上帝……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 上帝看着是好的。” (一) 1994年7月16日至22日,这六天内,有一颗彗星分裂为21个大小不同的块片,以每秒30多公里的高速碰撞了木星。     

谈谈乐捐

在我所了解的教会里,特别是农村聚会点里,教牧同工们对于“乐捐”的圣经道理大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尽管教会的建堂、维修、水电、办公用品等等工作都必须有钱方能解决,尽管教会经济十分困难。     

探析安德鲁·怀斯画中的情感表现及影响

美国当代著名的新写实主义画家安德鲁·怀斯,其作品主要描绘美国乡间的自然风景以及人物,捕捉生活中的视觉瞬间,用娴熟的笔法技巧将生活中的细节绘制成一幅幅令人感动的画面。他的作品对后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照相写实主义的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德鲁·怀斯将其所生活的乡村的一草一木描摹下来,通过写实手法与视觉经验加以组织,使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呈现出忧郁的情感和浓烈的乡愁。安德鲁·怀斯给中国写实油画和水彩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异见的辩与知：濠梁之辩再理解

对濠梁之辩的再理解，可以贯穿论辩始终的“安知”作为焦点和枢纽，重在分析“安知”的多义性传递的文本意图。这场论辩意在探讨的是如何面对异见的问题，惠庄对此有着不同的选择，惠子用“辩”对待不同的知识系统，庄子则强调他们的共在与共通。文本透过“安知”的多义性在论辩过程中的有意启用，一方面进行劝诫，反思以惠子为代表的战国以来“以辩饰知”的名辩思潮的局限性；一方面提示知识的多样性，乃至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的问题，寄希望于谋求知识的共在、共通及对世界和事物的本来属性的尊重和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