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交替话相续

我们送走了不平凡的1996年,迎来了更不寻常的1997年。本刊在广大读者的爱护和支持下,也进入了第六个年头。照理应该开门红,恭贺新喜,祝愿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在新年里,一般都要说些吉祥、吉利的话,忌讳说些不吉之词,这是人之常情,世之习俗。佛教徒顺世随俗,也不例外。但是,禅门丛林里,真讲修行的人,往往直率而说,表面上看似不吉利,实质则是元亨利贞,无往不利。禅门晚课里通常念的～个偏子是：“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鱼少水,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然,但念无常,慎无放逸。”如果把喝子首句改作“去年已过”…     

《孙子兵法》的知行观

本文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结合孙子利用知行合一的观点指导军事实践的实例,对《孙子兵法》中的知行观即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对于研究《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务要牧养神的群羊

复活的主查彼得爱主之心时,对彼得提出任务:“你牧养我的羊。”使徒彼得在晚年也劝勉与他同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     

关于侯外庐先生论《管子·白心》等篇著者问题的一次谈话

我在侯外庐先生主持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了30年,主要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1979年5月4日下午,我去侯先生家(方家胡同),向他请教关于先秦思想史的一些问题。当时侯先生看了拙文《杨朱思想初探》(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很是高兴,除谈了对拙文的批评意见以外,又就先秦思想史的几个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一面听,一面将先生讲的记在卡片上。当晚,又摘要写在日记上。这里抄录其中的第一个问题:     

《系辞》帛书本与通行本的关系及其学派问题——兼答廖名春先生

1992年,我曾发表《从马王堆帛书本看〈系辞〉与老子学派的关系》一文(见《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文章的结论与陈鼓应先生关于《系辞》为道家作品的创见不谋而合。一年之后,廖名春先生又发表《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一文(刊于《哲学研究》1993年第7期),针对陈鼓应先生和我的一些见解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细读廖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廖文”)、觉得功力深厚,议论亦颇精致,极有利于推动关于帛书的研究与争鸣,然而廖文中的误会及疏漏之处也有不少。例如,廖文首句说陈鼓应先生和我都受“道家主干说”的支配,     

“家训”“家诫”的盛行与儒学的普及传播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能够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中确立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除了它本身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和一般民众的心理、习俗外,对它的着力宣扬传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隋书·经籍志》的编撰者说:“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隋书》卷三四《经籍三》)这话说得很正确,说明了他对于这种宣传作用的高度重视。但所谓“儒者宣而明之”,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学博士的解经之说以及儒学门徒们的论著之类。     

唐代道教人物三考

叶法善生卒年辨析 唐世特重道教,道士叶法善即以阴阳、占繇、符架之术屡受诏于高宗、武后、中宗三朝;玄宗先天二年(713),甚至被拜为鸿胪卿,是唐史上颇为显赫的宗教人物。但史书有关其生卒年的记载却相当混乱,乃至错讹;今人著述,多莫衷一是。试作辨析并考证如下: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传”:“法善生于隋大业之丙子,死于开元之庚子,凡一百七岁。八年卒。”按,“隋大业之丙子”即大业十二年(616);     

管仲的王霸学思想及其精神源流

管仲是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他的王霸学思想既是对前先秦文化思想精神的时代性因革,又是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开启。管仲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本的刑赏主义法治思想和功利主义治政思想,其赖以支撑的伦理精神是自然主义人性论,思想基础是水本原论哲学。从历史源流看,管仲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因人事而自然”的思维道路,是自然人性论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始祖,并以此开辟了“以刑入礼”的刑赏主义实践道路。管仲的思想之源,是夏商周三代所形成的以王道为目标、以天道为根据、以人道为途径的“王官之学”;管仲的思想之流,不仅涌动出法家思潮,而且激励并贯穿了先秦诸子各家学说。     

医学教育改革中的课程整合

课程整合在医学教育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课程的学习将重点放在主动学习和解决问题上,如何将这些变化体现在课程整合中仍然是一个问题.新课程的教学方法适应性和弹性更强,但在课堂教学不足的情况下向学生传递足够的核心信息仍有一定难度.教师培训和教材选择同样困扰着教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