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以儒诠经”模式

明清之际的以儒诠经,内涵之中历史地出现了一个特殊知识群体,自然地包含有四个目的、两大手段和三种具体作为,用话语表述,该文化创造模式可以解释为:明清之际我国伊斯兰教的以儒诠经,是回儒这个文化兼通的特殊知识群体,立足中国,采用汉语,在本土社会语境中,对该宗教经义所做出的再诠释,过程中于公的目的是兴教、明道和补足百家之不足,于私的目的是立个人不朽之言,因而针对本土元素展开了批判(为先),继而有选择地加以借用和融会贯通,同时为伊斯兰教正本清源,再通过以文会友,最终收获了针对外教的释疑并取得某种认同,从而为伊斯兰教适应本土社会赢得了有利机会和条件。     

罗纳德·赫伯恩与环境美学的兴起和发展

罗纳德·赫伯恩1966年发表的论文《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美的忽视》是环境美学兴起的标志,他在这篇论文及后续研究中提出的多个主题对环境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别于用艺术同化自然的那种如画性景观欣赏旧范式,赫伯恩关于艺术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启发了"按自然所是"来阐发自然审美特征的原则,推动了20世纪中叶传统自然美学向环境美学的过渡;赫伯恩关于"自然欣赏要从琐碎上升为严肃"的思想启发了环境美学中以卡尔松为代表的科学认知途径和以伯林特为代表的审美参与途径,但他自己更倾向于这两种途径的结合;赫伯恩提出的形而上想象概念则集中体现了他的"自然欣赏要从琐碎上升为严肃"的思想,并引发了环境美学中关于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的讨论;赫伯恩对环境审美经验特征的描述倾向于达成某种多元的融合,这种主张也预示着环境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佛教文化与道德自治

佛教文化包孕的核心价值观与以德治国方略都以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其主要任务都是实现道德理性,使人的道德修养渐趋完备。佛教文化的普世价值在探讨和解决古代中国社会道德自治的问题中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以"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佛教的基本理论。因而,佛教文化在形成道德自治的导向性上比儒家、道家更强,它无疑会对道德自治的形成和践行及以德治国方略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弗兰西斯·哈奇森的“神”

弗兰西斯·哈奇森对待"神"的态度不仅体现了他作为长老派牧师和道德哲学教授的双重身份,而且体现了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基本价值取向.通过对哈奇森哲学文本进行细读,聚焦神的存在以及神的本质这两个哈奇森道德哲学中的基本问题,本论文认为,就神的存在而言,哈奇森从未否认过神的存在,但是,他所说的神绝非正统基督教中的亚伯拉罕启示神,而是身处世俗社会、经由人的情感而得到认识并集中代表人类社会整体利益或整体善的自然神,就神的本质而言,哈奇森的神具有自然性、情感性和社会性三重特征.     

训诂与《诗经》文本阐释——以《周南·卷耳》为例

《诗经·周南·卷耳》主旨纷纭,其阐释分歧主要集中在“嗟我怀人,置彼周行”之“周行”的训释。经学主训“官列”,由此产生“官人说”。文学主训“道路”,于是有了“怀人说”。通过引证本书、他书、小学典籍分析考辨可知：“周行”非“周道”,无道路义。《卷耳》之“周行”如训为“道路”,诗意难通;训为“官列”,则诗意豁然,且上博简《孔子诗论》“《卷耳》,不知人”也可得妥当解释,《卷耳》的经典特质、丰富内涵和本事均可揭橥、呈现。于此可见训诂之于《诗经》文本阐释之重要。     

哲学是什么与做什么?

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哲学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而又变化无穷的领域。走近哲学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接一场的辩论,人类的理性、思想和智慧在这里相互砥砺,竞长争高。辩论以问题为中心,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就连哲学是什么这个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这也许正是它的常态。对于哲学是什么与做什么,需要不断地追问。这是哲学令人困惑之处,也是其充满魅力的原因所在。     

论自然律与因果知识的知觉经验基础

<正>一、引论自休谟以来,特别是在科学哲学的演进中,自然律理论与因果理论从来是不可分离的。相比而言,自然律理论具有某种优先地位。因为按照休谟的广为接受的论证,人类的知觉经验并不能直接辩     

医学职业潜规则流行原因解析

调查显示,医学职业潜规则的产生和流行是由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导致的.主要因素有医改政策取向、“医药合一、以药养医”的体制及具体措施失误、医院管理过分追求经济效益、拜金主义影响导致医德水平下降等,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医改政策取向、体制缺陷及具体措施失误,由此诱发其它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最终导致潜规则 逐渐流行.     

政治的伦理化:早期儒家在政治文化领域理论建构的一种向度

依据乡土社会的生活经验和生存模式,早期儒家往往采取以身取譬、从内到外的思维理路来考量周围世界和现实政治,从而在形成了从家到邦、国、天下的差序性致思理路的同时,也使其思维特点和行为方式带有浓厚的情感性与经验性.基于这样的特点,在政治文化领域的理论建构上,早期儒家试图将家庭、家族等基本生存共同体的运行模式和整体架构移植到国家和社会层面,并终于在汉儒那里提出了“移孝作忠”的思想策略,这一策略是其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卓然贡献,对当时和后世的公共生活及政治行为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论儒家的王道精神 —— —以孔孟为中心

儒家的王道论,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孔孟区分“王”、“霸”,既强调二者在内在价值原则层面上的根本区别,亦特别注重二者在惠及社会及其功业成就层面所存在的意义相关性和重叠性.儒家强调,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或道义,而绝不能是“利”.唯以道义为终极目的和最高原则,功利事功乃能被点化、升华而使真正作为“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从而构成为“王道”的本真内涵和内在要素.儒家的王道论可以概括为一种在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儒家的王道论特别强调天道、天意、仁心、民心、民意、民情之内在一致性,突出了道义至上原则的超越性意义.这种王道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