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近代教育理念与传统文化琐议

史学家把公元1840—1919年这一时期,称作中国的近代社会。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两次大的对外战事：一是由英国人发动的旨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二是爆发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其结果,都以中国人的失败而告终。许多有识之士由此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学技术有了深刻认识,于是,催生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     

易哲学发展史之一嬗变--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探析

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的出现,伴随了一定的时代特点,可谓是易哲学史上继王弼义理易之后的一次深刻嬗变.这表现为其以心释易统易、工夫简易直截的鲜明特征,其中蕴涵了心学派易学对象数易及程朱义理易的解构以及为一般易学研究所忽略的易佛沟通问题.从陆王心学的易哲学思想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心学在宋时的诞生以及它最终的衰微,同样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在解构"传统"易学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     

吴氏“络病理论”质疑

据《中国中医药报》记者张东风的“新闻报道”(2005年8月31日第2版)所言,吴以岭氏在关于其“络病理论”的专著《络病学》(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10月第一版)问世后,想要把它搞成教材推广到各中医药大学使用。但吴氏广泛宣传的所谓“络病理论”与现在公认的中、西医学理论都     

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基于“能力—理念—基础”的分析框架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主要有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两种路径。本文采取国家取向的研究路径,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一个从"孕育点"的社会环境到"生成点"的社会矛盾问题并最终发展到"爆发点"的人群聚集活动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能力—理念—基础"的分析框架,从面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管理、面向社会矛盾问题的源头治理、面向社会环境的系统调理三个维度,来研究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问题,强调群体性事件风险治理需要提高风险管控能力、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实现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相统一。对贵州瓮安"6·28"事件的案例研究,验证了"能力—理念—基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     

从“疑古”到“走出疑古时代”——《管子·轻重》著作年代研究百年回首

《管子·轻重》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重要文献,其著作年代的研究,是近百年来学界广泛关注的课题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前,“汉代说”占主流地位;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倾向于“战国说”。“汉代说”的流行,无疑受到“疑古”思想的影响;近年来“战国说”得到普遍认可,与“走出疑古时代”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从符号论美学谈公益广告的创意与设计

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厄恩斯特·卡西尔与美国女哲学家、美学家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艺术与符号相结合。     

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兼论《周易》对中国文化诗性特质的贡献

从思维方式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解读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是一个新的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在以己度物、想象性类概念以及象形文字等诸多方面都与维柯等人所倡导的诗性智慧若合符契.而起源于远古文化观念的中国古代象征传统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诗性精神,<周易>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极为典范的意义.它确立了象征文化的东方传统、奠定了中国思维的基本范型、开创了"立象尽意"的审美传统、发明了"仰观俯察"的创造法则、开启了诗性言说的批评传统.     

灵修和性命双修——试比较基督宗教与道教内丹的内炼思想

本文认为,基督宗教凸显的是信仰和对教会的奉献;道教内丹则更多的关注人的生命内在体验层面.基督宗教灵修是以信仰耶稣基督为基础的宗教性修炼,以上帝为中心,灵修的目的旨在建立人与天主的关系,是以"爱"为纽带以团体的方式修行,其修行方式外在、被动,忽略了人的主动性地位.这跟道教内丹以人为中心的性命双修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 的主动修炼有很大差异.对命功的忽视使得基督宗教的灵修在理论上难以提升,在实践上可操作性不高.但事实上,在基督宗教那里,在人与上帝的共融中,很多类似道教内丹修炼的命功体验,可能自觉或不自觉的已经发生了.     

古尔德纳反思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如何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当代语言分析和批判哲学之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对于以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意识形态的话语特征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机制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当代反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文·古尔德纳在这个课题上的主要探索成果,并基于理性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基本观点对其进行了评价.     

从“历象明时”到“深观阴阳”——阴阳家之流变、方法与旨意综观

阴阳家较早出现,但直到战国末期才成大盛之局。回到带有“原点”性的《汉志》以探究其原因,则至少要注意学术流变的几个层面：首先,《汉志》与《尚书》同样将阴阳家溯源到历象明时的羲和之官,《宋司星子韦》《吕氏春秋·制乐》《史记·天官书》等反映了古人天象与人事、星变与国变密切关联的文化心理,其与《周易》以“阴阳之义配日月”的诠释模式有着相同的建构逻辑。其次,从载籍上看,《汉志》列“阴阳”于诸子十家,“数术”则别入“略”类。结合《汉志》谓阴阳家末流为“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拘者”来看,其所叙录的“数术”六家与能“望气”的南公均可归入阴阳家末流。再次,从方法论上看,无论数术之法还是阴阳之术,或是邹衍求“大祥”“大顺”的大视野,都离不开“深观”、密察、善推甚至占验的神秘色彩与炫化效果。最后,历史上论五德转移的“终始”观念与《终始》之篇,将“阴阳”与“五行”密切关联,蕴成五行相胜的公式,是邹衍之术真正大显于“王公大人”之间而大用于世的主要原因。总之,无论是作为渊源的“历象明时”的史官传统,还是“深观阴阳消息”乃至作为末流的“数术”星占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秦诸子“各务为治”的共性,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