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张积中“圣功”心性思想的意涵

太谷学派的学术思想及心性涵养工夫统称为"圣功"。作为学派北宗的领袖,张积中的"天道观"、"性体论"、"情欲说",乃至其修养方法等,都是立足于儒学立场,在周太谷相关思想的基础上与佛、道二教相融通的产物。张氏提出的"性无善恶"、"分道曰情"、"以性制情"、"以情通性"等观点,不但推动了太谷学派的心性思想由"天命本体"向"心性本体"的转变,而且为"圣功"增添了新的元素:相对于南宗突出"心息相依",北宗的修养工夫更加强调以"上达之情"来涵养性体,并把合理化地抒发欲望视作其"圣功"修养的基础。张积中是学派北宗"本体论"、"工夫论"建构的关键人物。北宗覆灭后,太谷学派"南、北合宗",张氏的思想仍深刻地影响着太谷学派的学理发展方向。     

跟天父学做爸爸(9)——献上你的“以撒”

记得十多年前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俩都二十五六岁。亲戚朋友在恭喜的同时,都不忘附带一句：“好啊!明年就可以生个孩子啦!”不过,因为要继续学业,我们打算暂缓要孩子。第二年,妻子回母校深造,弟兄姊妹讨论说：“可以先生个孩子,给你妈妈带啊!”我则认为孩子要自己带,也就没有考虑。第三年,妻子还在学校,     

“不倒翁”但以理

但以理,他原是犹大王室贵族,年轻时国家沦亡,被俘虏到巴比伦,被巴比伦王选中,在王宫里学习各样的知识,三年期满后被巴比伦王看中,留在身边,之后成为巴比伦宰相。     

“虑以下人”与基督的谦卑——从理雅各对“虑以下人”的译解谈起

处于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之交叉点上的理雅各译解蕴藏“儒耶对话”的丰富资源和重要意义.理雅各以“humble”翻译《论语·颜渊篇》第二十五章“虑以下人”中的“下”时,便是有意识地将孔子此语对应于基督宗教思想中的“谦卑”,从而在《论语》和《圣经》两种经典之间开辟出了崭新的思想关联点.在此关联中,我们不但能够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虑以下人”与“达”之间内在的必然关联,而且能够进一步反思基督永恒的“谦卑”和“虚己”特质.     

卫元嵩以儒融佛思想与南北朝三教论衡

卫元嵩是北周佛教史上一位极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以儒融佛思想汲取了东晋、南北朝三教融合思想的精髓,并为北周现实政教矛盾的缓解提供了理论指导,由此也成为北周灭佛前后三教论衡的核心议题之一。以儒融佛思想的内在缺陷,在佛教界的反驳中逐渐暴露出来,但北周灭佛并未因其理论缺陷而停止。以儒融佛思想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导向之一,隋唐时期仍然发挥了多方面的影响。     

《道德经》西行记北大核心CSSCISSCI

《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经典之一。简练的五千言,却拥有博大精深的智慧,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如此,《道德经》还因其深邃的思想、独特的思维方式,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     

法家的法律统一思想对高校思想教育的启示

先秦法家推崇以法律统一思想,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教育主张。法家坚持“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进化观和“人性好利”的人性论,同时主张“道～君”同体说,有其先进性和片面性,其强调“以法为教”,忽视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提倡“以吏为师”,轻视学校教育的作用,给高校思想教育的启示是,高等教育必须以德育为本,德法并治。     

民初政治权威的危机与孙中山"党治"思想的形成

以辛亥革命的爆发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志 ,中国开始了政治权威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民国初年 ,虽然建立了中央政权 ,但没有真正建立起中央政治权威。相反 ,由于权威合法性延续的中断导致政治权威的断裂与危机 ,社会走向严重的失序状态 ,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试图用不同的方式重建政治权威 ,其中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强人政治”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民主政治两种途径较为典型。在袁、宋所主张的方式均遭失败的情况下 ,孙中山提出了“以党治国”的第三种权威模式。作为一种替代性和过渡性模式 ,孙中山探索的“党治”模式回应了社会政治心理需求 ,为解决迷失已久的社会政治权威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选择     

在路上

人们都在路上走着。有的忙忙碌碌、精疲力竭;有的无所事事,四肢发达;有的装满收获,激情高昂;有的行襄空空,一无所获。希望不同,心情不同,付出不同,但同一个目的地,在等着人们的归来。 在漂泊的孤旅中,会经历太多的艰难,会碰上太多的险阻,会面临太多的无奈。流浪的过程中,吮吸着酸甜苦辣的滋味,让人刻骨铭心的是,风风雨雨的季节里,鲜花与陷阱、爱情与阴谋、神圣与罪恶是那么的真假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