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对颜真卿楷书的审美接受研究

颜真卿在其生时至宋初都不以书名称胜,直至北宋中期随着“以人论书”品评方式的兴起,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急剧抬升,直逼“二王”。米芾却对此不以为然,对颜真卿楷书持批评态度。试从米芾书法审美观的角度研究分析为何对颜真卿楷书评价的差异如此巨大。     

论《黍离》的中和之美——《诗·王风·黍离》意象经营艺术研究之二

周大夫经历周平王东迁后，感于"黍""稷"二物，有所兴怀而作<黍离>.诗中直接呈现出周大夫心态随"稷"之变化而变化,又借心忧之思，而发问于苍天."彼"、"此"蕴藉之辞,"中心"情感之演变,"悠悠"感慨,却点到为止,寄情极深,精约而含蓄,正体现出中和之美.     

注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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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智正觉的禅学思想探析

唐末以后的中国禅宗,慧能开创的南宗禅逐渐流布全国,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南宗禅的曹洞宗一脉,自曹山本寂之后,不仅宗风的弘扬上乏善可陈,而且法脉的承续上也不绝如缕。这种情况直到芙蓉道楷才有所改观,尤其是宏智正觉的出世,曹洞宗风于是大振。据《正觉宏智禅师塔铭》、《敕谥宏智禅师行业记》等记载,宏智正觉(1091-1157),隰州(今山西隰县)     

于有限中体认无限之境——试论慧能禅的境界追求

本文论述了《坛经》中所反映的慧能禅的境界，认为慧能将以往禅宗中处于对待状态的心与境收归一心，在追求有限与无限合一的心灵之途上树立了里程碑。     

儒家义利观和现代企业管理

正统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义以生利”和“何必日利”八个字为代表。孔盂、程朱学派和王夫之都这样主张。儒家的义利观反映了贵义贱利思想，不能因为孔盂重视人民的经济利益而否定这一点。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要进行具体分析。“义以生利”和“何必日利”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有积极作用。     

中国乡村教育40年:改革的逻辑和未预期效应

从1977年的拨乱反正、1985年的分级办学,到新世纪的"以县为主"和学校大撤并,中国乡村的办学制度在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改革,追求的分别是乡村教育的正规性、"发挥人民群众办学的积极性",以及办学效益和规模效应。由于改革的逻辑本身存在漏洞,政府间关系的事权—财权严重失衡,以及其他制度环境的联动作用,三次改革都带来了很大的未预期效应:首先是减少了教育机会供给,随后是加大了农民负担和城乡教育差距,最后是将乡村学校直接夺走、形成对乡村人口和资金的双重虹吸效应,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和城市对乡村的剥夺性。     

片石滴水

在今日大陆知识阶层,南怀瑾先生的知名度是无可置疑的高——虽然他本人四十五年未归,直到今年新年之初,才第一次回到内地。不过,和大多数读者朋友一样,除了读过南先生的书之外,我既无缘见其一面,也不太了解南先生的经历、心迹。直到编发本期诗稿,才有幸先睹南氏这首“南普陀禅七歇后语”,不禁立刻喝彩一声:好一个“江山无恙”！好一种旷世情怀！几天之间将其在腹中吟诵不已。缘何如此?在此絮叨恐有轻薄之嫌,不妨将古曲一首献与读者,作为背景知识一窥南氏胸襟——     

三车还是四车——《法华》三车喻的早期解经学考察

三车喻又名火宅喻，是“法华七喻”中的第一个譬喻，在汉传佛教的诠释中有三车家和四车家的分歧。两家区别在于三车中的牛车与最终的大白牛车是否是一种，本质是对三乘和一乘的理解不同。三车家和四车家并非始于宗派佛学，在宗派佛学产生之前已经有了两派的分野，早期的三车家有慧观、僧肇、僧叡、道生、刘虬，四车家有法云、慧思。法云是三车到四车的关键转折点，开辟了第四乘的诠释可能性，慧思在此基础上用自身修证经验和如来藏理论，开辟了四车家的第二条路径。产生四车家的根本原因是权实关系的进一步对立，在此基础上为一乘赋予了独立的存在地位和具体内涵。     

宋代“箕仙”诗考论

扶箕降仙的巫术表演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宋代,娱神色彩淡化,转而强调娱人与实用功能.与前朝相比,宋代扶箕最富于文化色彩的一个特点是箕仙作诗现象的普遍性.在宋代有关扶箕降仙的记载中,所降之仙多为“紫姑”.宋代扶箕巫术的流行与社会巫风盛行、道巫不分的宗教传播、军事力量虚弱等原因有关,而推动箕仙作诗现象的因素包括科举制度发达、文化氛围浓厚、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等,具有鲜明的宋代社会特征.箕仙诗的价值也非仅止于文人逞才抒情和博妇孺一笑的娱乐功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诗尚奇的诗美追求与题材开拓,展示了宋人尚俗的生活意趣,为宋代士人提供了另类书写时政得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