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心亦是爱国心——以佛教的“中国之义”响应“中国之治”

<正>天下大治,是古往今来无数治国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基永固,也是数千年来中国化佛教永恒不变的祝祷。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人民展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中国佛教协会发布《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9-2023)》,号召全体佛教界在新时代更好地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建设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佛教思想体系、制度体系、教育体系和佛教文化,不断提高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与深度。[2]而佛教教义从各个维度上自觉趋向于新时代进中国化的努力,必将以其"中国之义"奋力书写出"中国之治"的佛教答卷。     

大、小戴《礼记》关系考论

大、小戴《礼记》作为两部重要礼学经典,其成书有着相同的材料来源,两书内容交错但又不尽相同,但在传世过程中却命运迥异。《小戴礼记》注疏繁多,为《十三经》之一,占据礼类经典中的重要一席;《大戴礼记》则不为人重视,亡佚过半,已非完帙。究其原因,一是戴德、戴圣二人政治身份的差异,小戴的政治影响力远大于大戴;二是由于郑玄注《小戴礼记》而不及《大戴礼记》。     

谈油画风景中“中国式”的写意

油画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逐渐发展后,以写代画取真意,立象以尽意,抽象式的写意这些中国山水特有的精神及写意方式,也被油画艺术家运用到风景中了。他们关注山川之美,关注古代绘画理论,在油画和中国山水中找到潜在的契合点,借用中国山水精神,来抒发自己的心境,以示自己的品格。     

敦煌与五台山——文殊信仰的互动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善于创新:深入推进“宗教研究中国化”刍议北大核心

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培养三支队伍”的重要论述。“三支队伍”的培养工作,显然各有侧重,且有具体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在笔者看来,要建设好宗教学研究队伍,根本举措即在于“善于创新”,因为其他诸项具体要求,如思想政治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等,对当今中国宗教学者皆是不言而喻的客观要求,所以唯有倾力“学术研究上的善于创新”,方能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本文将这种意义上的“善于创新”凝练为“宗教研究中国化”,下面略陈三方面的主要理由。     

以线造型:素描基础技法研究(一)

素描从广义上讲是指用单一颜色来描绘对象的一种绘画形式.具体地讲就是舍弃了对象的多种色彩关系,用单一颜色的线条或明暗来描绘对象的外形、比例、结构、体积、空间、质感和色彩的轻重,运用这些造型艺术的基本因素来综合表现物体形象的绘画形式.它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     

西安高新锦业路清真寺斋月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

【本刊讯】2015年斋月期间,西安高新锦业路清真寺举办了与回坊清真寺以及伊斯兰学者的文化交流活动,邀请不同的阿訇、学者来寺演讲。定纪平、李金亮、刘建荣、穆永胜、白璋、王永宝等各位阿訇尔聆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弘扬伊斯兰教的优良传统,阐扬伊斯兰教的中正之道,从伊斯兰教的视角来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和谐、宗教和顺探索新的宣教方式;精彩纷呈的卧尔兹让坊民们如沐春风,信仰提升。特别是,今年的盖德尔之夜,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德逻辑

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民主模式下以公民为中心的道德逻辑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德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简单与以公民为中心相对立,而是对它的扬弃、包容与超越。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对道德逻辑演进规律的理论自觉,它体现在三个方面:"人民主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构建的道德理由;"人民的统治",即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运行的道德尺度;追求"人类解放",即实现人民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追求的道德价值。     

关于“大同小康”之论错简问题的探讨——从宋代以降学者的相关质疑说起

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