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缔“法轮功”是科学无神论的一次重大胜利

取缔“法轮功”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决策，是反邪教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的一次重大胜利。 李洪志杜撰了“法轮大法”新有神论。发展“法轮功”非法组织。短短几年时间，迅速坐大成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39个辅导总站，1900多个辅导站、28000多个练功点，形成了以李洪志为教主、有一套精神控制术、自上而下严密的邪教组织。“法轮大法”新有神论是一种烈性的精神毒品。盲目修炼它的修炼者，身心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伤害，许多痴迷者付出了沉重代价。 “法轮功”出笼后受到社会各界的抵制和揭露。根据群众反映，国家新闻出版署于1996年7月24日发出了查禁和收缴《转法轮》等五种图书的通知；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于1996年11月28日做出《关于注销“法轮功”直属功法的决定》；吉林省和长春市气功科学研究会于1997年1月18日做出“三不准”决定。 李洪志和“法轮功”不顾这些决定，我行我素，从而激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对。从1997年1月至1999年4月，全国有几十家新闻媒体报导了因修炼“法轮大法”走火入魔、精神失常、致人死亡的典型案例。李洪志煽动修炼者不惜掉脑袋，聚众闹事，“除魔护法”，非法围攻新闻单位、党政机关达300多起，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4·25”事件。 “4·25”事件后，各地区各部门对李洪志和“法轮功”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搞清了它的性质、危害及非法违法活动。199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民政部做出了《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发出六条《通告》。同年7月29日．公安部发布了对李洪志的通缉令。一场依法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查处“法轮功”违法犯罪活动、揭批李洪志歪理     

从"德性"到"德行":试析《淮南子》中作为治国之本的"德"

《淮南子》因应时势,从先秦各家、尤其是从儒家学说中广泛汲取“德”的资源,十分重视君主之德。该书在论述对君主之德加以理解、培养与施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从重“德性”进至重“德行”的深化。     

晏婴对齐景公的影响

晏婴是齐国历史上重要的宰相,他的主张和行为对齐景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贤人治国,使齐国经常保持了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在各诸侯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直言敢谏,使齐景公改正了自己的缺点,缓和了当时严重的社会矛盾,稳定了政权。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异同论

管仲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古代中国和希腊大致同时提出了法治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然而,由于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管仲的法治是君主用法律维护其统治的“以法治国”,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则是用良法规范社会的“依法治国”。两者的“法治”内涵虽然不同,但法治思想中的“法律至上”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维,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智慧,接地气、听民声、治贪腐、扬国威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得党员干部队伍风清气正,人民群众万众一心。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独特的语言魅力讲好中国故事,也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了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呈现新气象、新景象,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很多领域都实现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总书记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业皆成于实的具体实践并彰显了高超的哲学智慧。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总书记倡导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在指引并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奋发有为、阔步前进。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继续书写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篇章,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让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土壤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确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深刻阐述了宗教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标志着党在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的认识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是指导新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管子》之《七法》与《明法》中的治国策略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

《管子》在《七法》和《明法》中探讨了其治国策略,明确提出了“正天下有分”、“动无非法”及“以法治国”理念。今天我们尝试着从《管子》治国策略思想本源出发,以企业管理者的角度剖析《管子》这两篇文章中所渗透出的企业管理精髓,在管子治国策略与企业管理之间架一座桥梁,为今天的企业运营服务。     

重构古典和谐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完整图景--评《中国古典和谐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研究》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后,“构建和谐社会”尤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和热切讨论,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之间的关联也引发学者们的思考和争论。但关于“和谐社会”和“和谐”理念的问题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歧见和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它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是一脉相承的,有的学者认为它与儒家的“和谐”观或传统的“和谐文化”是具有本质区别的;甚至学者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和谐”观的认识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讲“和”,贵“和”或崇尚“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所在,有的学者认为“贵求与人同,不贵与人异”［1］209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还有的学者认为“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追求”［2］4,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从而使“和谐”理念和“和谐社会”成为一个充满争议而有待深入辨析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时代呼唤的状况下,林存光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和谐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研究》一书于2013年6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的出版为我们重构了中国古典和谐理念和治国方略的完整图景,填补了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不仅具有划时代的学术价值,而且为更好地实现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提供了良好的助益,其出版的社会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帝道”理念的兴起及其思想特征北大核心CSSCISSCI

战国中后期王道与霸道代表了当时既有的两种政治理念,而帝道理念的兴起,则是和黄老道家试图超越王霸之辨的考虑有关。他们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兼采王霸之道的相关主张,尝试建构一种新理念以顺应日趋统一的社会形势。关于帝道的合理性,黄老道家主要是从天道自然的层面进行论说,不同于儒家将王道的基础诉诸仁心,也不同于法家霸道基于功利实用的考虑。在治国方略上,王道观念重贤能轻法制,霸道学说崇法制抑贤能,而帝道理念则是主张贤能与法制二者并重、两相结合,希望通过法制立国与贤能治国这两个维度,共同保障帝道无为的实现。这种兼采王霸之所长的思路在后世政治中有一定的体现,"霸王道杂之"的治理模式与这一理念不乏暗合之处。     

传统儒学对公平正义治国理念的双重效应

先秦孔孟儒家具有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并向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由于重人治带来的双重效应,历朝君主能修身自律、仁民爱物者少,而虚饰仁义、欺世盗名者多。黄宗羲倡言限制君权,主张"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是对纯任人治的修正,也是君主立宪制思想的萌芽。孙中山也追求天下为公,并提出三民主义的民主建国方针。要实现公平正义的治国理念,从重人治转进到民主法治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