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乐捐

在我所了解的教会里,特别是农村聚会点里,教牧同工们对于“乐捐”的圣经道理大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尽管教会的建堂、维修、水电、办公用品等等工作都必须有钱方能解决,尽管教会经济十分困难。     

慈心善行济世间 同舟共济抗疫情

为一切众生拔苦与乐,是佛陀本怀、菩萨本愿,是佛教徒不懈追求的崇高理想、勇猛精进的不竭动力。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广大佛教徒的心,更激发起佛教界"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愿行。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佛教协会快速反应、迅速动员、周密部署、有力行动,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团结带领全国佛教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大力发扬中国佛教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积极践行佛教慈悲济世、知恩报恩精神。     

何以为家?——论海德格尔与虚无主义问题

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中都包含了对于人的生存的考察，而虚无主义是理解他的生存论分析的关键线索:在《存在与时间》中日常性的生存被规定为非本真性，而本真性则被规定为了面向虚无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理论本身意味着一种虚无主义。而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大任务在于克服虚无主义，让物成为可依靠的，让世界成为“家”⁽(1))。照料、做诗、思索等生存方式被刻画为“诗意的”，并且世界被规定为“天地神人四方域”。这种克服虚无主义的方案或许是浪漫的，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异见的辩与知：濠梁之辩再理解

对濠梁之辩的再理解，可以贯穿论辩始终的“安知”作为焦点和枢纽，重在分析“安知”的多义性传递的文本意图。这场论辩意在探讨的是如何面对异见的问题，惠庄对此有着不同的选择，惠子用“辩”对待不同的知识系统，庄子则强调他们的共在与共通。文本透过“安知”的多义性在论辩过程中的有意启用，一方面进行劝诫，反思以惠子为代表的战国以来“以辩饰知”的名辩思潮的局限性；一方面提示知识的多样性，乃至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的问题，寄希望于谋求知识的共在、共通及对世界和事物的本来属性的尊重和遵循。     

惯性思维和理性思考——有关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断想

笔墨向为中国画的底线、命根子,除此,还有诸如以线造型、意象造型、似与不似间、书写性,等等。总之,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为上。此类无可非议的对中国绘画的准则要素的追求无意间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无须多思地以此指引中国画的发展和格局指向。     

巴勒斯坦解放神学：本土基督教徒对解放道路的探索

巴勒斯坦解放神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出现的基督教解放神学的最新表现形式，受到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启发及影响。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导致巴勒斯坦基督徒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与信仰危机。巴勒斯坦解放神学关注和回应本土基督教徒的忧虑与希望，试图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寻求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长期流血冲突的历史和现实，当地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环境，使巴勒斯坦解放神学与本土社会处境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民族性，是“处境化神学”与“本土化神学”的典型代表。     

"气是自生":《恒先》独特的宇宙论

本文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篇首强调的"气是自生"的宇宙论出发,将同一时期的宇宙论归纳为"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数术类的宇宙论和综合形态的宇宙论,指出它们与<恒先>的异同,揭示<恒先>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并依照所发现的与"气是自生"相近的理论,说明<恒先>的某些思想在后世尚有流传,由此推测战国时期可能还存在专门强调"气是自生"或"有自生"的宇宙论,遂认为<恒先>的年代、学派属性,还有待再探讨.     

《没有耶稣 没有上帝:关于一神论的科学的、历史的、哲学的证据的学术考察和讨论》

<正>这一本独特的著作,是对宗教的怀疑性学术探讨。它力图弥补流行的无神论著述和严格的学术探索之间的罅隙。尽量规避对宗教对社会的影响这种无休止的争论,该书仅专注于证据。第一部分主要揭示了耶稣并不存在。揭示了用于确立耶稣存在和基督教真理性的原始资料的欺骗性质,以及一些圣经学者所运用的欺骗方法。认为毫无疑问,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是不可能的。第二部分集中揭示了     

王阳明九声四气歌法的思想意蕴

在明中叶以来儒者复兴古乐、古歌法的历史背景中，王阳明基于心学理论创制了九声四气歌法作为致良知的重要工夫，在讲会及书院教育中得到广泛流传。阳明歌法以春夏秋冬四气互摄的结构，演绎道体生生变化的丰富节律，具有两层唱法与境界：普通唱法通过调适音声，达到平和气机、怡情养性之目的；深层唱法以音声直入心体本原，呈现心体—元气—元声—天地运化一体贯通的生命结构，体现了阳明学“心物同构互摄、同一运化节律”的宇宙观。阳明歌法的义理体现了儒家以先天心气建构本真世界的一脉传衍。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