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哲学与跨文化哲学之必要条件及方法论

该著融汇了欧陆哲学、分析哲学、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论,来探讨比较哲学与跨文化哲学的必要条件,它包括解构与建构两个维度。就解构的维度而言,作者提出对意义进行彻底的解本质化,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我们并不需要某种共享语言或是去建构某种共享语言来进行跨文化沟通;尤其重要的是,作者首次揭示出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是虚假的对立立场,两者皆受到理想语言预设的负面影响,只是理想语言对于前者是单数,而对于后者是复数。就建构的维度而言,作者主张所有的概念(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家族相似概念,从而都具有通过跨文化延拓而获得新的内涵的可能性;在比较哲学讨论中所谓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应当联系人类彼此可以辨识的生活形式来加以理解。     

“美酒”诞成

《约翰福音》2章1节至11节,记载了耶稣和母亲参加迦拿一场婚宴的故事。按犹太人的习俗,在一场娶亲的筵席中,酒若不慎用尽了,那是一件令人感到羞愧的事。耶稣与母亲都被请去赴筵,席间酒却用尽了。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以言体信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经文：雅3：2;弗4：29语言是人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人每天都会说很多的话,怎样说话,说什么话,体现出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和内涵,而基督徒的说话又多了一层意义：见证信仰。圣经对说话有什么样的教导呢？基督徒又该如何说话呢？一、话语的力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今、帛、竹书《周易》与今、古文问题

帛书及楚竹书、阜阳汉简<周易>的面世,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周易>经文的研究视野.东汉熹平间,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以熹平石经作为今文标准本,熹平石经遂成为后人研究、界定汉代经今、古文的重要依据.然今以帛<易>考之,汉初人们以隶字抄书,并无严格的今、古文区分,故熹平石经作为分辨汉人今、古文的权威,只是为平息当时的今、古文之争.汉唐人以自己所见之有限的古文本而定其"古文某作×",今以竹书校之,方知其所见之古文本及其古文字,与战国竹书古文本多有不同.而由今本与竹书本多有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确为古文本无疑.随着帛<易>的出土,有本师传授的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现于世,对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难卦爻辞原旨,厘清汉人今、古文经学的发展与演变,无疑有重大的借鉴与帮助.     

以《易》明"道"的易学史观--郭雍易学史观研究

郭雍是兼山学派的代表人物,学术思想属于程门支流.郭雍秉承义理解易之风,推崇二程、张载而又自成一家.郭雍反对象数派的<河图><洛书>衍生大易的观点.他认为<易>为圣人明道之书.到了春秋时期,大道不行,卜筮成为主流.<易>为包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人所作.对"道、象、数"的关系,郭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雍还认为汉代以来,象数之学附会于<易>,圣人之道熄灭无传.直到程颢、程颐、张载三先生发挥易理精奥,圣人之道才得以重现.郭雍的父亲郭忠孝是程颐的学生,郭雍作<郭氏传家易说>的目的就是继承程颐和其父的解<易>传统,阐明圣人之道也.     

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对心理学研究的启示

劳丹的研究传统理论是在克服库恩“范式论”和拉卡托斯“研究纲领理论”不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为严密、更符合科学历史事实的理论体系,本文简要介绍了该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心理学研究从中得到的几点启示：心理学研究应从“以方法为中心”转向“以问题为中心”,采用概念分析等多元研究方法,以一种宽容、开放的态度来评价心理学的各种理论。     

汉代赦制略论

汉代是赦免经常化、制度化的历史时期。对秦亡教训的反思、经学治国原则的施行 ,以及种种现实需求的驱动 ,使得赦的应用空前兴盛 ,并形成专擅、随意和“盛时赦少 ,乱时赦多”的特点 ,对汉代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定义

死亡定义是现代生命伦理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现代医学背景下对死亡定义或死亡概念的探讨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60-70年代,由于脑死亡问题的出现,这种讨论达到其顶峰,它涉及到医学、社会学、法律学、公共政策等各个方面.我们这里要探讨的是中国文化中的死亡定义,然而,在这样的探讨作出之前,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定义死亡的原初理论,而这个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我们这里要特别提到罗伯特·威契(Robert Veatch)的死亡定义理论[1].     

紫柏大师的“平生三大负”与憨山大师的“为学有三要”

紫柏大师与憨山大师都是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中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佛教高僧。在晚明佛教四大师中,紫柏与憨山具有相近的性情与宗教关怀,是典型的以出世身做入世事业的禅门尊宿。通观两大师一生行履,可以发现他们一方面对佛教,尤其是禅宗内部的弊端有着深深的忧虑,并进行了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