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发微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老庄道家“言不尽意”论立论,《易传》作者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而且首创“立象以尽意”之说,不仅实现了《周易》由卜筮之书到哲学之书的整体转换,而且完成了儒道言意思想的创造性整合,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至为重要的地位。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并不等于没有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其后的提出和讨论,则不仅直接引发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实现了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换和玄学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建构,而且通过玄学“言意之辨”,即按照“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为佛教的中国化和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为以“意象”为核心的中国审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这也正是《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     

正确调整宗教观念 积极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宗教道德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许多相通之处。如何充分发扬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如何运用宗教信仰特有的感召力去引导广大信众扬善避恶、爱国守法、诚实正直、克己奉公、助人为乐、为社会多做奉献,把宗教信徒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来,这是当前正确处理宗教与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效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五大宗教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方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以德治国"谁为主体

本文论述了"以德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论述了人民主体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及要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加强以人民为主体的权力道德建设.     

传统家礼文化:载体、地位与价值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家礼是礼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狭义的"家礼"指家庭、家族或宗族用以维护内部秩序的礼仪规范和伦理观念。家礼文化指广义的"家礼",涵盖制度、器物、实践、观念等多个层面。家礼文化借助家礼典籍、私塾社学、家训规诫、家谱族谱、礼器服饰、传统建筑、家风传承等载体,实现其教化功能。传统家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是"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借鉴传统家礼教化方式、路径,可以增进角色认知,涵养个人德性;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营造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称情立文"的制礼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礼仪文明进步。     

汉代赦制略论

汉代是赦免经常化、制度化的历史时期。对秦亡教训的反思、经学治国原则的施行 ,以及种种现实需求的驱动 ,使得赦的应用空前兴盛 ,并形成专擅、随意和“盛时赦少 ,乱时赦多”的特点 ,对汉代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莆田广化寺释迦文佛石塔

释迦文佛塔位于福建莆田凤凰山南麓广化寺的东侧,又称广化寺塔。该塔建于南宋乾道元年(1165)之前,仿木构楼阁式石筑,八角五层空心,总高30.6米,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塔创建年代不详,但据塔上第二层北门右门柱上“乾道改元清明日毫社张景醇挈家同登”字样看,该塔在南宋乾道元年(1165)就已建成,故创建年代最迟应在南宋乾道元年前。第一层塔室南壁的壁龛内壁上有自左至右竖刻楷书两行“舍利塔镇旧基”,可知此塔前身是一座不知建于何年的舍利塔。石塔坐西北朝东南,塔体均为花岗岩石,面层细凿,由须弥座和塔身组成。…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简论汉传禅宗与藏传宁玛派之关系

佛法之根本在般若。代表般若法门者,显教为文殊师利,密乘则金刚萨埵。显密圆融,文殊师利、金刚萨埵同体,盖表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是谓空不空,即般若也。大乘佛教经典最早最全表述般若法门者,厥惟《维摩诘经》。维摩诘为传承金刚萨埵人间持明之密乘菩萨,其与文殊师利对扬的不可思议境界及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二法门,均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阐述离边大中观见即大圆满见与禅修的顿悟法门及反修的大圆满法门,实乃汉传显教禅宗与藏传密乘宁玛派共同之源。盖禅宗即大密宗也。经中所谓“如来种”,实即如来藏,乃佛与众生共有的法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