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调整宗教观念 积极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以德治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宗教道德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许多相通之处。如何充分发扬宗教道德中的积极因素,如何运用宗教信仰特有的感召力去引导广大信众扬善避恶、爱国守法、诚实正直、克己奉公、助人为乐、为社会多做奉献,把宗教信徒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上来,这是当前正确处理宗教与增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效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五大宗教有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方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以德治国"谁为主体

本文论述了"以德治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还论述了人民主体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以及要实现"以德治国"就必须加强以人民为主体的权力道德建设.     

传统家礼文化:载体、地位与价值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文化源远流长。传统家礼是礼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狭义的"家礼"指家庭、家族或宗族用以维护内部秩序的礼仪规范和伦理观念。家礼文化指广义的"家礼",涵盖制度、器物、实践、观念等多个层面。家礼文化借助家礼典籍、私塾社学、家训规诫、家谱族谱、礼器服饰、传统建筑、家风传承等载体,实现其教化功能。传统家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独特气质与精神,是"礼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借鉴传统家礼教化方式、路径,可以增进角色认知,涵养个人德性;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有助于我们营造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称情立文"的制礼原则有助于促进社会礼仪文明进步。     

汉代赦制略论

汉代是赦免经常化、制度化的历史时期。对秦亡教训的反思、经学治国原则的施行 ,以及种种现实需求的驱动 ,使得赦的应用空前兴盛 ,并形成专擅、随意和“盛时赦少 ,乱时赦多”的特点 ,对汉代社会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康德式后果主义——以舍利·卡根为例

通过区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与“行为者中立”两种立场来探讨义务论与后果主义之间的优劣,是当代西方道德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认为道德规范对特定的个体行为者具有一种约束,这种约束要求特定行为者不能做某种行动,即便这种行动能够避免造成更大的侵犯。而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则否认道德规范指向某个特定的行为者,并对其产生实际的约束作用。不少研究者认为义务论坚持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约束,进而把康德伦理学划归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义务论范畴。然而,卡根反对这种解读,他试图证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在规范层面支持行为者中立的立场,应当从中得出后果主义而非义务论的规范性结论。卡根的论证正确地指出了后果主义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却错误地否定了义务论原则与普遍法则公式的相容性。     

易学话语与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天方正学》对易学话语的利用问题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孟子德育思想的整体架构

孟子是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德育思想主要表现为:通过创立性善论建立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把仁义统一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强调自我教育是德育的关键环节;推崇诗意的理想人格从而达到以德治国的政治目的.     

从以变量为中心到以个体为中心：正念研究路径的转向及启示

将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引入正念研究领域。基于量化研究,主要以五因素正念问卷为测量工具,以潜在剖面分析为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区分为不同的子群体,并分析各个子群体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在结果变量上的不同表现等,很好地弥补了变量中心研究路径的不足。基于质性研究,关于正念安全性/不良反应的问题,采用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尊重个体差异性与自主性,以确保个体在安全练习的基础上获益。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对于准确把握个体正念方式并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地对个体开展正念干预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戴震的道德絮情理论及其普遍正义原则

在诸多戴震道德哲学诠释中,"达情遂欲"的情欲主义、"能知故善"的理性主义抑或"遂其群生"的功利主义皆有之。这些诠释可能都没有触及到戴震道德哲学的真谛。戴震论"心"既有"知"也有"情",论"情"既讲自然情欲也讲道德情感。在戴震看来,人类顺承天地生生之德,在孟子"不忍人之心"这一纯粹内在"反思性情感"的自主驱动之下,通过"自求其情""以情絜情"和"情得其平"三个步骤,最终指向了"天下共遂其生"的普遍正义状态。戴震道德哲学并没有将道德动机简单归结为情欲满足最大化,也没有将絜情工夫简单理解成功利的算计,而是力图在生活实践中发挥每个人的道德情感平衡要求以实现普遍公平正义。这一以情感主义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建构极具挑战性,能够自成一格,当是明清以来不可多得的儒学新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的经验与展望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党和政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方面积累了甚为丰富的经验,其中比较突出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党建引领的治理路径,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导引方式,全方位多维度的外部监管机制,“三位一体”的内部治理模式。为了充分发挥慈善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在总结和推广以上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以推进慈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基本方向、以新时代慈善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中心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治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