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赫“六法论”产生的背景及美学特征

南齐时代的谢赫提出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等六法论,强调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在六法中气韵生动起重要作用。谢赫分析了六法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形需要技巧,神进入品位,从而奠定了中国画理论的艺术标准。     

荀子“礼者，养也”的多层意蕴及其不同效应

作为对礼的最具概括性的表达，荀子的“礼者，养也”命题有着多层面的意蕴。在对人的普遍之养的形式之义之后，其实质意涵在于对不同身份之人的差序有别之养。其内容包括形身之养与灵性之养两个维度。养有所别的极致体现是尊君之养，即以礼彰显王者的至上地位与至尊之威。荀子试图通过激发王者对人生至境的追求，以其德与能求得天下安定，实现王者的内在欲求与万民福祉的双赢统一。这一思想与儒家的其他理路一起，促进了华夏民族特有的“圣王情结”的形成，最终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今中西视域中的“事”哲学

20世纪40年代，张东荪和梁漱溟曾在中西哲学比较的背景下提出“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这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事”的哲学。无独有偶，当代学者赵汀阳和杨国荣等不约而同地重提“事”观念，并分别构思出“事的形而上学”和“以事观之”的哲学进路。可以发现，一种现代“事”哲学已然形成，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在现代“事”哲学的建构中，一个重要却未被重视的问题是“事”观念的古今之变。传统“事”哲学未能重视由“物”观念所主导的事实维度，从而偏向了价值维度。在“古今中西”的视域中，现代“事”哲学则要求一种扬弃了“物”的“事”观念，进而以之沟通价值和事实，使之不堕入任何一偏，最终成为一个独立观念。尽管如此，就中国哲学传统中亦存在一种正视且反省“物”的暗线而言，现代“事”哲学也处于中国哲学传统的延长线上。     

勇敢的妇女

<正>经文:诗68:11;来10:55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圣经记载了许多爱主的妇女,她们因信活出了荣美的生命,因信勇敢地抒写了壮美的人生。勇敢拯救同胞的妇女——以斯帖王后以斯帖,以美貌与人品赢得了波斯王亚哈随鲁王的宠爱。她虽身处王宫、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但当犹大民族面临危难,要被"全然剪除,杀戮灭绝"之际(参斯3:13),她挺身而出,为了拯救同胞,冒着生命危险见王。因为亚哈随鲁王有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治死(参斯4:11)。因此,以斯帖吩咐末底     

《海岳名言》“贵形”“贵和”辨

《海岳名言》是米芾书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一句更是对后世学书者影响深远。而清代学者倪涛编撰的《六艺之一录》中有两种不同的表述,即“贵形”与“贵和”。通过借助对《六艺之一录》编纂过程的考辨,证明两种不同表述存在的可能原因,由此进一步分析“贵形”与“贵和”各自的合理之处,以期对米芾的创作思想、以味论书、儒家的中和观有进一步的理解。     

江西景德镇市 扎实举措 夯实基层宗教工作基础北大核心

宗教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抓实了基层宗教工作,就掌握了宗教工作的主动权。江西景德镇市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基层宗教工作力量相对薄弱、乡村两级责任制压得不够实等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破解难题,取得了较好成效。     

武当山道协首次组团访台

武当山道教协会应台湾省宜兰县头城镇外澳接天宫邀请,首次组成经乐武术团赴台,进行以道教法事、道教音乐、武当武术、道家医学为主要内容的交流参访活动,为期28天。 参访团一行17人,由高功、经师、乐师、武术、道医组成,其中乾道10人,坤道7人,团长为王光德,秘书长为:李光富。     

“温良恭俭让”与行政决策

“温良恭俭让”是孔子在“闻政”过程中所得到的治国五字方针，是为政道德。从行政决策的角度来看，“温”要求决策目标的设定不能过高或过低，要适度持中，恰如其分。“良”要求决策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有益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坚持为大多数人服务。“恭”要求对民要恭，谋事要恭，做事要恭。“俭”要求爱惜财物，节省开支，反对铺张浪费。“让”要求礼让为政，既要善于让别人发表意见，又要善于让步和善于让利。以“温良恭俭让”指导行政决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以身证道 光耀千秋

《天风》今年第7期发表了李亚丁同工题为“主耶稣的12门徒”一文。内中提到12门徒中,以身殉道者达10人之多。一位同道写信给我说:“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很想不通,为何他们大都遭到这样不良的结局?我想是不荣耀主嘛!为什么主不救他们脱离凶恶、荣神益人呢?”有些传道人,也说有信徒向他们提此问题。     

“以德致位”——荀子的政权正当性理论

在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思想视野中，国家的形成和政权的建立在超自然的至上神命令下，可以得到被统治者最大程度的认可。其后，“天命”的宗教神秘意味呈现逐渐消减的趋势。处在这一转折处的荀子，将政治治乱的因缘彻底归诸人事。其后，通过证成“服人之道”的基础在“政治秩序”的建构，“政治秩序”的建构基于“礼义之分”，“礼义之分”出自圣王“积思虑”之“心”，荀子最终将殷周之际的“以德受命”之“天命观”转变为“以德致位”之“圣人观”。但在此观念之下，还潜藏着专制威权的思想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