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无过无不及于什么

“中庸”观念是理解儒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关键。但要准确理解中庸，仅将其界定为“无过无不及”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中庸究竟无过无不及于什么。此前的无过无不及于“礼”、无过无不及于“度”、无过无不及于“三”等解释，都不能充分刻画中庸。从《中庸》的文本来看，中庸应是无过无不及于“性”。这里的“性”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其首要含义是万物“共生”之生。无过无不及于“共生”之生的中庸，昭示着万物并育的宇宙理想，指示着并行不悖的通达之道。借助中庸理想与中庸之道，儒家思想和中国思想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礼法共治”，与西欧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教法共治”形成鲜明对照。唐以后六部的位次、古代各朝正史中“礼”“刑”类“书”“志”的次序、比例等，都是中国古代重“礼治”的表征。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宋代儒佛之辩中的“心”与“觉”

心性论是宋代儒佛之辩的核心议题，本文以儒佛共用的概念“心”与“觉”为核心，从禅宗和理学两方面分析儒佛差异，重点关注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儒者在辟佛时所针对的禅宗思想和儒佛之辩的根本原则。在“心”与“觉”的问题上，儒佛之辩的重点在于觉、心、性三者的关系和理路，尤其是禅宗中以知觉为佛性的思想。是否向上一提，有超越“心”与“觉”的最高本体——天理，成为理学与禅宗的根本差异。鉴于程门后学中出现轻视形上本体，强调发挥心之知觉作用的思想倾向，与禅宗单讲觉、觉悟之心有相似之处，因而南宋儒佛之辩的重点转向了儒门内部的思想清理。     

彗木碰撞显神工

经文:创1:14—18,伯9:6—10 请切记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 上帝……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 上帝看着是好的。” (一) 1994年7月16日至22日,这六天内,有一颗彗星分裂为21个大小不同的块片,以每秒30多公里的高速碰撞了木星。     

谈谈乐捐

在我所了解的教会里,特别是农村聚会点里,教牧同工们对于“乐捐”的圣经道理大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尽管教会的建堂、维修、水电、办公用品等等工作都必须有钱方能解决,尽管教会经济十分困难。     

异见的辩与知：濠梁之辩再理解

对濠梁之辩的再理解，可以贯穿论辩始终的“安知”作为焦点和枢纽，重在分析“安知”的多义性传递的文本意图。这场论辩意在探讨的是如何面对异见的问题，惠庄对此有着不同的选择，惠子用“辩”对待不同的知识系统，庄子则强调他们的共在与共通。文本透过“安知”的多义性在论辩过程中的有意启用，一方面进行劝诫，反思以惠子为代表的战国以来“以辩饰知”的名辩思潮的局限性；一方面提示知识的多样性，乃至世界和事物的多样性的问题，寄希望于谋求知识的共在、共通及对世界和事物的本来属性的尊重和遵循。     

惯性思维和理性思考——有关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断想

笔墨向为中国画的底线、命根子,除此,还有诸如以线造型、意象造型、似与不似间、书写性,等等。总之,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者为上。此类无可非议的对中国绘画的准则要素的追求无意间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惯性思维,无须多思地以此指引中国画的发展和格局指向。     

巴勒斯坦解放神学：本土基督教徒对解放道路的探索

巴勒斯坦解放神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出现的基督教解放神学的最新表现形式，受到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启发及影响。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导致巴勒斯坦基督徒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与信仰危机。巴勒斯坦解放神学关注和回应本土基督教徒的忧虑与希望，试图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寻求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长期流血冲突的历史和现实，当地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环境，使巴勒斯坦解放神学与本土社会处境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民族性，是“处境化神学”与“本土化神学”的典型代表。     

以礼化民 乡约善俗——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理学家秉承"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为实现"化其心,成其俗"的化俗理想和乡村礼治而不懈追求。在乡村治理的路径中,认为家庭、宗族是化俗之本,是乡村治理之基石,制定家礼、族规是敦伦化俗的重要手段。他们重视乡约建设,借乡约对乡民进行道德规范、约束,使乡约成为化俗乡里的"善俗之方"。同时,为地方先贤建祠堂、立碑坊,使地方贤达偶像化,以见贤思齐,淳化风俗。宋明理学家通过修礼书,行乡约等这些化俗民间的道德实践,达到敦化导民,化民成俗的目的,实现"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的良好愿望,是理学乡村治理的一种积极尝试。对当今社会风气的改善,公序良俗的形成和乡村基层社会建设仍有历史的镜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