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约诗歌的特征与解读方法——以《诗篇》1篇为例

诗歌约占旧约圣经的三分之一。完全不存在诗歌的旧约书卷只有7卷,《诗篇》整部都是诗歌,《约伯记》《雅歌》《耶利米哀歌》《箴言》,还有《传道书》的大部分以及先知书(除《耶利米书》《但以理书》和《约拿书》以外),甚至是历史书的一些段落(参创49;出15;士5;撒下22及其他)均是诗歌体。     

以儒诠经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译著活动北大核心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学者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和介绍伊斯兰学术文化的活动。明代以前,中国穆斯林经师的宣教和讲学方式,主要是根据原本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以特有的经堂语口译讲解。当时既没有汉文经籍可参考,又难以用汉语文通畅地表达,致使“教义不彰,教理不讲。”     

湖北省阳新县 依托综合行政执法探索基层宗教治理新路径

近年来,阳新县把宗教事务执法纳入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工作范畴,明确宗教执法职责,统筹执法力量,主动探索基层宗教治理新路径,推动基层提升宗教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一、"三个结合"依法行政,综合执法助力宗教治理阳新县大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群众在农村,乡镇综合执法中队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助力基层宗教治理重点难点问题解决。     

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 学习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专题之十六北大核心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明确了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总纲要。今年本刊专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全面”“九个必须”来约请党政干部队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宗教学研究队伍的有关人士，就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进行笔谈，以推动会议精神贯彻走深走实。本期专题围绕“必须坚持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的主题展开。     

《尚书》“予一人”义理初断

"予一人"作为殷周传世文献中常见的君主自称,有着丰富的义理内涵。从现存《尚书》看,"予一人"体现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君主与普通民众的天然对立,而是在"天命-君主-臣民"这一政权体系中,借由对君主这一核心的强调,申明彼时君主稳固这一政权体系的现实职责,以及君王保持天命、臣民与自身的有效沟通,乃至稳固各方力量配比平衡的戒慎之意。     

“以大观小”与“仰画飞檐”——山水画中建筑的空间表现问题研究

早在宋代,沈括就提出以大观小的山水画处理方法,后来成为山水画创作的法则。沈括在提出以大观小的同时,还对李成山水画中仰画飞檐的建筑处理手法进行批评。本人在对建筑的写生和创作实践中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探讨,认为以大观小和仰画飞檐其实并不矛盾,以大观小是为了表现对建筑群的宏观把握,即表现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从而展示给观者一个较大的空间;仰画飞檐则表现了人游于建筑中的亲身感受,同时衬托出建筑本身的高大雄伟。     

心灵的伴侣

我是一名山村壮族教师,一册《思维与智慧》在手,那份喜悦与惬意的心情,如同农人置身于丰收的田野。细细地品:品她那丰富的内涵如沐春风,"有春风就会萌芽,有春雨就会开放",精导妙引,使我亮起了自信的明灯。悠悠地思:思她那精彩、凝炼的要言妙语,更是一种文学美的艺术享受。"有情方为育人人",她是振奋精神的甘露,是学者风范的向导,是教有特色的佳音,是博学广识的源泉。她警醒我不断重新审视,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完善自我;她是"以德为先,以人为本"     

论顾颉刚走出经学羁绊语境中的以史治易

明代王阳明与清代章学减都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史代易的治易流派,20世纪顾颉刚踵其后,但顾氏作为一个现代知识人,与包括王阳明、章学诚在内的所有传统知识人不同,他冲破了经学羁绊的语境,顺应了经学终结并走向科学化的趋势,开创了一个以构建上古真史为目标、探求真知为信念、转经为史为识度的以史治易的新范式.     

数学课堂与生活相互渗透

课堂教学是一种师生双边参与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每一个学生都是生动、独立的个体，是课堂上主动求知、主动探索的主体；而教师是这个变化过程的设计者、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是为学生服务的。在教学过程中，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提高课堂45分钟效率，我的体会是一精心的进行合理、有效的课堂教学设计，使教师的教案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学生适应教师的教案。在课堂教学进程安排上，在以“目标——策略——评价”为主线安排教学进程的同时，进行“活动——体验——表现”这一新进程。关注学生的主动参与，让学生在观察、操作、讨论、质疑、探究中，在情感的体验中学习知识，完善人格。     

儒学的回归与儒者的回归北大核心CSSCI

当代中国,儒学的回归已俨然成为一种态势①。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需求,呼唤着儒学学者回归“儒者”的真精神,以促进当代儒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笔者在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一、儒学的社会需求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国家因落后而被动挨打,当时的知识精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转向西学,儒学基因处于沉睡的状态;197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步和平崛起,民族自信心不断增强,儒学基因得到激发、苏醒和释放。“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于是,从官方到民间,都不约而同地追根寻源,回归文化意义上的“自我”,以更好地治国理政或者安身立命。这正是“儒学回归当代中国”的内在原因。在这种态势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商界还是教育界,都表现出对于儒学（或者扩大地说,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