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幽默

正古今中外有不少作家身上不乏幽默细胞,他们常常语出不凡,令人捧腹。上世纪30年代,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在军政界做事的朋友到饭馆吃饭。吃完饭付账,郁达夫从鞋底下抽出钞票交给堂倌。朋友诧异地问道:你怎么把钱藏在鞋里?郁达夫笑笑,指着手里的钞票说:这东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1945年,一次聚会中,郭沫若问广东漫画家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取得这样古怪,     

但以理的和谐生活

怎样构建和谐生活？请你看看神的仆人但以理。和谐必须先从自己做起。可以说，自我和谐、内心和谐是内因、是主因，而外部的环境、风气仅是外因、辅因。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内因。而但以理正是先从自我做起的。先知但以理和其三个朋友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往巴比伦时（公元前605年）正值青年，在被掳之地，经历了巴比伦、玛代、波斯王朝，虽身为俘虏，仍坚守信仰，并在上帝的保守中充分发挥神所赐的智慧，     

理同事异、和而不流--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诠释CSSCI

睽卦《大象》辞"君子以同而异"古来解释歧义颇多,东汉末荀爽"大归虽同,小事当异"、魏王弼"同于通理,异于职事"、南宋赵汝楳"同于为善,制行则殊"三说大体相近,可以简单化为"理同事异"说。北宋程颐"同于人理之常,异于世俗之失"之"和而不流"说在历史上影响巨大,宋元明清易学家多从其说。总体上看,程颐的诠释与《大象》德教修养的主旨最为接近,体现了孔子儒家《易》的重德精神。"和而不同"与"和而不流"在意义上比较接近,"不流"更能体现出君子的人格修养。用"周而不比"、"群而不党"来诠释"同而异"则于主旨有些疏离。全面来看,"理同事异"说也有其道理,"理事"问题是一个普遍的哲学问题,从此也可以看到宋明理学与魏晋玄学在思想脉络上的重要关联。"同而异"不应理解为求同存异,这种现代理解没有古典依据。本于程传的精神,"君子以同而异"可以翻译为"君子因此要和而不流、特立独行"。     

克己复礼为仁新诠——基于荀子的辨析

复礼为仁,是荀子为了实现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目标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克己,主要是指治欲,方法是“以义克利”.而礼义的制定与践履,就是“复礼”的意涵,具体方法就是法后王以察先王之道.一方面,制定与践履礼义可以克己(治理人欲),从而“克己”被进一步收归到“复礼”中.而另一方面,“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表明复礼才是真正完满意义上仁的达成,即复礼为仁.复礼为仁的思想转向,不仅将礼与仁的内涵进一步深化,而且还对后世儒者影响深远,因而在当代的克己复礼为仁思想研究中不能被忽视.     

以文补白——当代中国学术本土话语重新出场的一种可能选择

从话语的层面深度挖掘中国学术本土资源,彰显其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无疑是从文化底层逻辑重绘中国学术地图的奠基之举,极富前瞻性。回归中国学术传统,建构本土话语体系,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文言文的重新出场。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成为当今学术表达的正宗文体,文言文想完全恢复到当年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若能“以文补白“,充分发挥文言文在当代学术重建中的“补白”作用,实现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共臻于极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大有助益的。这是因为：第一,文言文是中华文化之根,以文言文写就的历代典籍是中国至为重要的本土话语与学术资源;第二,以文补白,正确处理好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建绕不开的话题;第三,当代文言文的重新出场,是找回文化自信,重建对域外民族文化优势的重要手段。     

论庄子"内七"篇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庄子"内七"篇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解读庄子思想的钥匙.《齐物论》中,在三处最关键的问题上,庄子罕见地高频率使用了"以明"一词."以明"一词,本源于老子的"知和曰明"一语.庄子在"明"前冠以"以"字,使"明"被提升为一种原则,同时具备了方法论意义.由于"明"的内容是"知和",庄子把"和"引入了对矛盾是非的解决,因此,庄子用"以明"解决诸如"矛盾""是非"等问题的时候,其典型格式就是"和之以是非"、"和之以矛盾"."和"是庄子内七篇的哲学基础,庄子把老子的只具雏型的"和"理论,精辟地演绎成了一个完善细统的理论.这个理论,不仅对道家哲学的意义是重大的,而且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意义也是重大的.     

弘道者的弘道人生——缅怀恩师骆振芳教授北大核心

1997年11月13日,骆振芳老师与我们刚入学的新生分享了一篇信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骆振芳教授,他头发稀少,安祥而宁静的脸上浸透着一份来自天上的坚定信念,眼睛不大,但透过那副眼镜可以看到从他双眼中所流露出来的无限喜乐与盼望。他与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至八节(先知以赛亚奉召的经历)和《约翰福音》第三章一至八节(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重生)。     

《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发微

“言”、“象”、“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易学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以老庄道家“言不尽意”论立论,《易传》作者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言不尽意”的命题,而且首创“立象以尽意”之说,不仅实现了《周易》由卜筮之书到哲学之书的整体转换,而且完成了儒道言意思想的创造性整合,从而确立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至为重要的地位。至于“象”能否尽“意”,《易传》作者并没有说。没有说并不等于没有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其后的提出和讨论,则不仅直接引发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实现了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的转换和玄学本体论哲学的理论建构,而且通过玄学“言意之辨”,即按照“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为佛教的中国化和宋明理学的综合创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同时也为以“意象”为核心的中国审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这也正是《易传》“立象以尽意”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再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义促利 ——与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商榷

陈晓平教授、罗伟玲博士在《试论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兼论儒家伦理与西方伦理之比较》一文中关于儒家伦理的表述前后有矛盾,以情感主义道义论概括儒家伦理和以情感主义功利论概括休谟、斯密也有失偏颇,因此,该文通过"四大道德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说明的道德理论的层次结构以及通过"中西伦理再比较"(以儒家伦理代表中国伦理)得出的中西方伦理之间呈现"互补格局"的结论,也有失误。事实上,道德理论的总原则是以义致利或以义促利,道德理论层次结构应为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理性主义道义论→功利论。该文概括的"道德哲学的四大分野即理性主义、情感主义、功利论、道义论",应该被浓缩为儒家、休谟、斯密代表的情感主义以义致利论,康德代表的理性主义道义论和边沁、密尔代表的最大幸福派功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