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协商解决中医患双方的行动逻辑

医疗纠纷私了场是医患双方在医疗纠纷协商处理过程中所处不同位置关系而构成的一个社会空间,它由医疗场和情理场构成,具有争夺性和妥协性.一起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往往是医方和患方在私了场中进行策略性互动的交往过程.在此过程中,患方秉承小事闹大的行动逻辑;医方则践行大事化小的行动逻辑.     

脑电图分析的方法论

临床诊断中的脑电图分析方法可归为两大类：线性分析法与非线性分析法。本文介绍了这两类方法中常用的算法如谱估计、小波分析、混沌分析方法等,分析了这两类方法的特点、优势以及存在的不足。同时讨论了在临床应用中选取这两类方法所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将人工势场法用于脑电图分析的新思路,并对研究方案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场依存—独立认知方式干扰抑制的比较

采用镶嵌图形测验筛选出28名被试完成Stroop干扰任务,探讨场依存—独立认知方式的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对无关信息干扰抑制机制的特点和差异。结果表明：（1）场独立者在认知加工中具有较场依存者更强的对无关信息干扰的抑制效能。（2）在Stroop任务中,对字色也存在自动化加工,只是自动化程度较低。     

自我概念清晰性的影响因素与干预策略：基于自我概念结构三元整合假设的新视角

自我概念清晰性是个体对自身看法感到明晰、确信、内部一致和跨时间稳定的程度,它影响广泛,但现有研究缺乏对其影响因素和干预策略的理论整合。受低自我概念清晰性源于自我概念结构整合困难启发,本文提出了自我概念结构三元整合假设,将自我概念结构整合分为跨经验抽象整合、跨场域共时整合和跨时间历时整合三方面,从这三方面剖析了如何降低自我概念结构整合难度,并基于此梳理了影响自我概念清晰性的环境因素（外因）和个体因素（内因）。本文为理解自我概念清晰性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为自我概念清晰性干预提供了“路线图”。     

当代凉山城镇彝族毕摩、苏尼现状调查——以美姑、喜德县城为例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城镇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彝族人从乡村举家迁到城市,其中也包括彝族的专职神职人员毕摩和苏尼。本文在对游离于城市边缘、行走在城镇的彝族毕摩、苏尼田野调查基础上,试图分析从神圣到世俗化整合的外在原因与内在动力。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调适。游离在城市中的毕摩和苏尼,主动拓宽了自己的宗教场域,这种彝族宗教文化的变迁与适应是传统文化遭遇现代化、城镇化变迁中的必然现象。     

知觉场理论对面孔知觉年龄偏差效应的解释

使用融合面孔范式和倒置面孔范式来研究面孔知觉的年龄偏差效应,检验知觉场能否作为面孔整体加工的指标,并以此发展年龄偏差的整体加工解释。结果发现：（1）成人和儿童在加工正立面孔时的知觉场均大于加工倒置面孔时的知觉场;（2）在加工正立面孔时,成人加工本年龄面孔比加工他年龄面孔的知觉场更大。上述结果表明：（1）知觉场大小可以作为面孔整体加工的指标,且受面孔朝向的影响;（2）知觉场假设可以解释面孔的年龄偏差效应。     

清真寺文化场域的资本转换及其对策思考

清真寺文化场域以其独有的话语系统、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等动员并动用了一定的人力和物力,为社会提供了一系列社会资本,形成清真寺场域资本转换模式,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影响力,并导致清真寺功能发生了衍变；对清真寺基本、衍生及变异等功能做评估,旨在深入思考全球治理中的“伊斯兰因素”,并回应“伊斯兰与全球化”这一重大现实命题；中国清真寺在其发展中积累了“爱国爱教”与“以寺养寺”等经验,在“政教分离”原则下形成了中国清真寺基本发展模式.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特提出中国清真寺发展观,建议在寺管会管理框架下采用“功能分层管理”,推进我国清真寺管理的制度创新.     

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不仅有赖于逻辑自明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经验研究"(theory-oriented empirical research),有时候也来自针对特定社会干预方案及其后效的实证评估。本文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政策"的广义界定,认为在一般性社会干预的视野下,任何一个企图提升人类,或其内部特定人口组群(population segments)之总体福利的公共知识行动(public knowledge action),都具有社会性,因此都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引入作者亲身经历和关注的三个政策案例并见证了社会行动者对特定政策的适应性回应之后,论文提出了迈向"证据为基础的社会政策研究"这样一个倡议,将其看作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一个主要来源,并强调指出,对社会政策证据生产之时序性的完整把握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文章还将该生产时序分解为三个阶段进行细致说明:(1)对嵌入性政策场域(embedded policy field)的定性把控;(2)操作化、多点测量和评估证据的系统采集;(3)作为包容性解释的理论叙事(theoretical narrative[s] as accommodating explanation)的生产和提炼。     

佛教官方译场与中古的外交事业

汉武帝开疆辟土,建立了成熟的译官制度。到了东汉,随着对外联系的削弱,译官被省并。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主要发展与西域的关系,而南方则向扶南、临邑扩展势力,译官时置时废。隋唐的外交事业趋于鼎盛、译官众多,但由于史料的阙失,对其具体人员构成至今仍然没有清楚的认识。正是在这段时期内,佛经翻译如火如荼地进行,佛教译场也逐步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不仅如此,佛教官方译场与中古的外交事业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译场的翻译人员与朝廷的外交译官之间有着高度的重合与相互流通。也就是说,中书省、鸿胪寺的译语人往往也参与佛教译场的翻译工作。其二,由于其特殊身份与语言修养,佛教译场的译主往往也分任鸿胪寺的部分外交事务。其三,在官方外交之外,译场也成为沟通西域、南海的中心之一,以作为外交的辅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