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阅读生本教学探索——谈谈我的一节英语生本阅读课

高中基础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郭思乐教授在《教育走向生本》一书中指出：在教学中要“全面依靠学生”,“教师尽快地让自己活动起来,去获得知识,去解决问题,把可以托付的教学托付给学生”。郭教授的这一教育理念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中要求把学生置于学习的主体地位是相一致的。     

历史文化名人信仰系列之三:陶行知

<正>陶行知(1891—1946),原名陶文濬,安徽歙县人,因信仰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理,故改名为行知。中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毛泽东称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陶行知受基督教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家庭和学校。陶行知父母都是基督徒。内地会在陶行知家乡设有耶稣堂,并附设崇一学堂。15岁时,其母在"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进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崇一学堂毕业后,1909年,陶行知考入美以美会在南京所办的汇文书院博习馆(即预科)。次年,汇文书院合并宏育书院更名金陵大学,他从汇文书院预科升入金陵大学文科,成为金陵大学首届文科学生。1914年,陶行知从金陵大学毕业。从崇一学堂到金陵大学,陶行知一读教会学校就是八年。陶行知在17岁左右,即崇一学堂毕业后开始认真思考基督教信仰问题,直至1912年年底在金陵大学读书期间决志信奉基督教。在金陵大学期间,陶行知任《金     

曲阜共识:儒学社团的时代担当

<正>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大作用。它向人类提供了为学、为政、为人、为道的许多基本理念,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东亚、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共鸣。在孔子诞辰2565周年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儒学社团和专家学者齐聚儒家圣地曲阜,举行第二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隆重纪念儒学创立者孔子,认真学习与领会习近平总书记2013     

郑玄“转纬为说”考

郑玄在注释群经时,往往称引谶纬,且常有转"纬"为"说"的现象。后人因误读《礼记正义》所引《郑志》,多信从汉末禁绝谶纬之说,并将其归因为党锢之祸。此说实乃孔颖达、贾公彦等人所创,并无实据。郑玄在遭党锢之祸时未曾噤口不言谶纬之名,在党锢之祸后也没有停用"说"这一指称。据此可证所谓转"纬"为"说"与党锢之祸无关。郑玄十分重视以谶纬解经,将其视为经注之一种,加之汉儒行文过程中指称经注十分随意,故常以"说"代称谶纬。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美善之辩

《大希庇阿斯篇》从多个角度探讨了美的可能性,以"美是难以说清的"结尾。《会饮篇》审视了爱与美的关系,爱的阶梯的终端是绝对纯粹永恒的美本身。《理想国》说明通过辩证法可以通达善本身。柏拉图从形而上学二元论出发,划分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一方面,柏拉图提出了美本身和善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柏拉图没有彻底认识清楚"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的关系,没有解释明白美和善的确切区别和联系。总体上讲,柏拉图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使其将善置于美之上,美本身与善本身在终极意义上才是同一的。     

抉择—自我成长报告

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抉择,但是每次的重要程度不同。本文通过对自己成长的分析,探索自我职业趋向抉择的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

传统文化是一种文明的深沉底蕴,是一个民族、国家与社会的“根与魂”,是其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社会群体的认同标志。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义之一,就是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我国各宗教。本文着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互动过程,借鉴新近研究成果,旨在阐发“以儒诠经”与“伊儒会通”留下的重要历史启迪,即“以儒诠经”实则深含“融入中华文化主流的文化自觉意识”,“伊儒会通”则能“奠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根基”。     

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验证庄子“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兼论《周礼·考工记》“■”的形制与功能

《庄子·达生》“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必须结合《周礼·考工记》“梓人为筍、虡”的相关记载以及中国古代工匠文化传统加以理解与验证。“■”是悬挂钟、磬之类大型组合乐器的木质结构,具有“承重”与“发声”的双重功能,雕刻猛兽作装饰,从而收到“击其所县而由其虡鸣”的美学效果。树木的原生形态与“■”体装饰动物之间天然的相似性,尤能凸显其“拨尔而怒”的猛厉神态。这种“以天合天”的设计思想受到先秦儒家与道家的双重思想影响：一方面,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审曲面势”的工匠文化传统,亦遵循儒家“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知者创物”思想原则;另一方面,也是老子“大制无割”的政治思想在造物活动中的逻辑延伸,而且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思想关联。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社会“礼法共治”模式

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一直实行“礼法共治”,与西欧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教法共治”形成鲜明对照。唐以后六部的位次、古代各朝正史中“礼”“刑”类“书”“志”的次序、比例等,都是中国古代重“礼治”的表征。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思想的形成,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大一统政治体制建立、宗教的社会功能偏弱、信奉人性善理论等有关。挖掘中国古代“礼法共治”模式中的合理成分,有助于在当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加强个人心灵自治、家庭自治、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的功能,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