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首章:本体论误区与生存论新解

三家经典旧注在解读《中庸》首章时,一脉相承地沿袭了据"教义名言"规定"天命之性(性体)"的思维定式,且相应地喜援引《大学》"小人"论以解释《中庸》"慎其独",致使以现成教义为准绳的"外在监督"意识取代了活泼机动的"性之发见—率性"意识。旧注往往还先入为主地视"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为"性体",并本着为儒家日用伦常奠定"本体论"根基的动机先规定"中(体)"再推论"和(用)",但这种"本体论—体用论"论述策略实际上却是无效的"循环论证"。旧注所犯"本体论误区"的症结在于颠倒了《中庸》首章固有的"性→道→教"秩序,走出误区的出路则在于:重新强调"性之发见—率性"意识的出发点地位,将"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重解为"当事人体察性之发见的主观条件",也即从既有"观念—情感"倾向中超拔出来的"中立心态"。     

六祖惠能的偈语中的心学思想探究

六祖的偈语是其禅学思想的肇始和集中体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心学思想。概括起来,它所蕴含的心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心的本体性与修心; 心无与心存; 心悟; 静心等。这些思想既是一种哲学思想,也是一种宗教思想,同时也是一种人们修心处世之道。它们给予当代人以很大的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另一种“高举”

高举,是变得有力、稳固、被人认可、被神提拔。约瑟被神高举,使他从监牢中高升,掌管埃及全地;大卫被神高举,使他不再跟随羊群,而成为一国之君;彼得被神高举,使他不再以捕鱼为生,反而得人如得鱼。这是'高举'第一个层面的含义。然而,圣经中却还有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却经历另一种'高举'。'流泪的先知'耶利米,是一位出生平凡的先知。根据《耶利米书》1章1节以及《列王纪上》2章26节两处经文综合推断。     

不忘初心 砥砺奋进

'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经文:徒11∶23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主的手段。春夏秋冬歌唱神爱,东西南北颂赞主恩。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我们的脚步也悄然走进新的一年。感谢主恩,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在新一年的起始,让我们在基督里齐心欢呼歌唱。     

小考《宗镜录》中的“禅教一致”思想

永明延寿强调万法唯心,力图“一心为宗”,进而提倡祖佛同诠。但是,他受到宗密思想影响,针对当时佛教,特别是禅宗片面强调自修自证,有些禅师乱讲佛法,所以,提倡禅教一致思想。其实禅和教表现的方法不同,但本质上也没有不同,禅教一致的立场,仍然是禅宗的角度。《宗镜录》的核心内容是“一心”,以“一心”统一了中国佛教中禅教与诸宗的思想。     

《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兼评陈澧《东塾读书记》考释的得失

清代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考释过《孟子》引论《诗》《书》,其考辨有商榷的余地。实际上,依据全书原则、实名原则、分别原则,《孟子》引论《诗》《书》的文献地图为:引《诗》凡35条,引《书》凡19条,论《诗》《书》凡5章,总计有33章引、论《诗》《书》,章数占全书260章的12·7%。司马迁说孟子"序《诗》《书》",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绝非虚言。《东塾读书记》虽失之于考辨,但有得于义理,精辟地揭示了孟子思想体系与《诗》《书》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     

稀有金属

愿意当一块稀有金属。美得不寒而栗。 是一种冷艳而沉默的美。 不轻易被找到,不轻易融化,可以承受上千度高温,不易变型,例如钨。     

游子默照——丁雪峰中国画集自序

余生五六岁,从家兄受句读,学韵语。及长,见《诗》、《书》、《易》、《象》、《春秋》三礼诸书,喜而窃诵之,以渐而及。虽朱拘牵注疏,但略融液其大旨所在。然后通读诸史,以验其废兴治忽之南,旁及子集,以参其邪正得火之故。     

巴勒斯坦解放神学：本土基督教徒对解放道路的探索

巴勒斯坦解放神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出现的基督教解放神学的最新表现形式,受到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启发及影响。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导致巴勒斯坦基督徒面临着严重的身份危机与信仰危机。巴勒斯坦解放神学关注和回应本土基督教徒的忧虑与希望,试图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寻求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长期流血冲突的历史和现实,当地多元宗教并存的社会环境,使巴勒斯坦解放神学与本土社会处境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民族性,是“处境化神学”与“本土化神学”的典型代表。     

梁周改朝之际的名士戴逵考辨——以《广弘明集》载《幽林沙门释慧命酬北齐戴先生书》为中心

《广弘明集》卷24收录了北周高僧释慧命与俗家弟子戴逵往还的两封书信,但在不同版本中,慧命书标题中对戴逵的称呼不一致,或称“济北戴先生”,或称“北齐戴先生”,或称“晋戴逵”。在对比各版本的异同,并结合二人书信内容以及明代学者梅鼎祚的考证后,基本可以确定此戴逵并非东晋戴逵,也不是济北人或北齐人,而是南北朝时期由梁入周的名士,并且有极大可能在隋朝建立后被聘为太子僚佐而在东宫任职。